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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蒙学和传统文化
很多权威的辞书,如《中国大百科全书》和《辞海》,都把蒙学说成是学校,这实在是褊狭了一些.其实,蒙学是一个特定层次的教育,是特指我国古代对儿童所进行的启蒙教育,相当于现在的小学,其中包括教育的目的、教育的内容、教学的方法等多方面的内容,并不单纯是指学校.
蒙学以及作为其核心内容的蒙学教材,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某个时代,为什么而教学、教或学些什么以及怎样教学,往往是这一时代性格和气质的典型体现.通过蒙学这扇窗口,我们就能了解这个时代的精神风貌,了解这一时代的文化特征.比如,在唐朝以前,启蒙教育处于起步阶段,相对而言,受当时正统思想的影响较少,教学以识字为主,人们学的是“宋延年,郑子方,卫益寿,史步昌”（《急就篇》）,学的是“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千字文》）之类.自宋朝以后,由于理学兴起,所谓的性理和道统得到强调,人们学的便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三字经》）了.进入清朝,儒学伦理越来越僵化,要求也越来越严格,所谓的“弟子规,圣人训.首孝弟,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弟子规》）也就风行开来了.民国时期,由于西学的传入,直观教学受到重视,儿童首先学的便是配有插图的“人、手、足、刀、口”以及“小鸟飞,小狗叫.小儿追,小狗逃”.在强调爱国主义教育的今天,启蒙教科书的开篇往往是“国旗、国徽、天安门”.由此可见,在产生或流传于某个时代的蒙学教材中,往往潜藏着这个时代的文化秘密,体现着这个时代的性格和气质.
传统蒙学和传统文化之所以结成如此密切的关系,是由传统蒙学的内容、教学特点和广泛的影响所决定的.
我国无以胜数的古代文献,大都是历代士人思想感情的表达,所谓的圣经贤传,不过是知识阶层思想感情的结晶.历代的儒林、文苑之士,他们在自己的著述中所表述的理想的价值体系,虽然不能说与广大民众日常生活中所表现的实际价值取向完全背离,但其中的确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此,我们的文化史研究,如果总是以上层人士的著述和寓于其中的思想情感为中心,而不考虑此外有极其广大的民众的存在,不考虑民众实际的日常生活与士人的理想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就必然会造成盲人摸象的偏失.
北京大学的陈来教授,曾发表过一篇题为《蒙学与儒家世俗伦理》的论文（《国学研究》第三卷）,这篇文章认为：中国文化的价值结构体系有两种,一是少数圣贤经典中记载的理想的价值体系,二是一般民众生活和日常行为所表现的实际价值取向,简单地说,也就是精英儒家伦理和世俗儒家伦理.作者认为,世俗儒家伦理和精英儒家伦理不同,它主要不是通过儒学思想家的著作去陈述它,而是由中下层儒者制定的童蒙读物形成并发生影响的.这种通俗儒家伦理读物的内容,在宋以后的中国历史上,在民众中流传极广,“在中国文化中,中下层儒者实施的蒙学教育才是伦理教化的直接活动”.
如果说历代的圣经贤传,表达的是少数士人的思想与情感,希望和企盼,表达的是精英儒家认为“应该怎么样”的道德理想,那么,童蒙读物相对来说,反映的则是广大民众实际的生活,是传统文化“是怎么样”的实际.在这里,既有“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施恩不望报,望报不施恩”的纯粹出自自觉理念的行善,也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的功名利禄的引诱；既有“可以寄命,可以托孤,一临大节,死生不渝”的见义勇为,也有“见事莫说,问事不知,闲事休管,无事早归”的明哲保身.因此,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这些旧时教育小孩子们的道理,这些直到现在仍然被一些人认为不值得研究的“浅陋、鄙俚”的童蒙读物,比起那些“羽翼经训、垂范方来”的所谓“不朽之作”来,就体现中国传统文化这一点来说,并没有丝毫的逊色,反而更加典型、充分和鲜明.即使比起那些堂皇的儒家经典,也更加真实、更加具体.我们说中国文化的全部秘密就深藏其中,并不是什么极端的言论,而是一种中肯的评价.
现代心理学认为：儿童时期是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对一个人一生的影响几乎是决定性的.即使是远离童年之后,我们也一直保有早年的生活经验,并成为塑造我们性格和气质的关键要素；即使我们没有察知,在意识上遗忘了,它依然强有力地被保留在潜意识里,并以这样和那样的形式表现出来.“勿谓小儿无记性,所历事,皆能不忘.故善养子者,当其婴孩,鞠之使得所养.”（《养正遗规补编》之《诸儒论小学》）我们的古人也懂得早期教育的重要性,懂得早期教育对于一个人一生决定性的影响.“教妇初来,教子婴孩”“妇训始至,子训始稚”,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古人认为,儿童教育要尽早抓起,在子弟五六岁有一定认知能力的时候,就应当开始教育.否则,迁延到七八岁时,即使“父教师严”,也会多费一番工夫.“养正之方,最小时为尤要.古人重胎教……今人纵不能尽然,乃至既生之后,曲意抚摩,积四五岁,仍然姑息,恣其所为,应呵反笑,逮于既长,养成骄惰,虽欲禁防,不可得矣.”（真德秀《教子斋规》）教育的成功与否,幼童时期最为关键.古人津津乐道的“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与现代教育学的结论不谋而合.幼童时期是人发展最迅速、可塑性最大的时期,尤其是良好习惯的养成,是比传授文化知识更重要的工作.
因此,传统蒙学的主要任务,是熏陶蒙童的气质,培养蒙童的性情,辅成蒙童的材品.启蒙教育阶段当然也要教授一定的文化知识,比如识字、历史知识、语言知识、科技知识,但最核心的则是伦理道德.这样的教学内容,是传统启蒙教育的使命决定的.古人认为在启蒙教育阶段,“只是教之以事”（《朱子语类》卷七）,如礼乐射御书数之类的技艺、日常生活中有关孝悌忠信之类的事情.小学之所以被称之为小学,主要不在于学生年龄小,而在于教的都是一些浅显、具体而微的事情,是一些日常生活中诸如事亲敬长之类的事情.而且,小学阶段要摒绝理,不过问理,只是学事.如果不切实际,不顾蒙童多记性、少悟性的特点,教一些超越于事之上的理,不仅无益,而且有害.只要按照要求,依照规范,把事亲敬长、待人接物的礼节掌握了,就完成了小学阶段的教学任务,完成了从事这种教育应尽的义务.所谓的事,是指礼乐射御书数,是指孝悌忠信,是指事亲敬长,是指洒扫应对进退,是指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朋友之交、长幼之序、心术之要、威仪之则、衣服之制和饮食之节.归结到一点,就是儿童日常生活中的规范.
这样教习日常生活中的规范,也是中国启蒙教育的传统.《礼记·曲礼》和《列女传》中一些短小而押韵的语句,诸如“衣毋拨,足毋蹶；将上堂,声必扬；将入户,视必下”之类,诸如“将入门,问孰存”之类,在朱熹看来,“皆是古人初教小儿语”（《朱子语类》卷七）.这样的教育,都是日常生活中切近的事情,不虚玄,不高妙,切于实用,也适合蒙童的理解能力,体现了小学“只是教之以事”的特点,抓住了启蒙教育的根本.
传统的启蒙教育,还具有覆盖面广、影响大的特点.启蒙教育是其他教育的基础,所有的教育都是从启蒙教育开始的.如果把传统教育比作一座金字塔的话,在科举的道路上取得最后辉煌的进士、举人们,就构成了这座金字塔的塔尖,而那些刚刚进学或在家接受启蒙教育的幼童们,则构成了这座金字塔的塔基.这就意味着,启蒙教育涉及最广泛的对象,即使单纯从数量上讲,也是覆盖面最广的一个层级的教育.
启蒙教育的影响,不仅限于进学读书的蒙童,而且扩展到了全社会最广泛的阶层.儿童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他们也把学堂里所学的知识带回了自己所属的阶层之中.比如,儿童在日常的游戏中,传唱学堂中所学的那些读起来顺口、听起来悦耳的句子,就影响了自己的同龄人.如明朝的吕得胜编撰《小儿语》,就是希望幼童能在欢呼嬉笑之间,学得的都是“义理身心之学”“一儿习之,可为诸儿流布；童时习之,可为终身体认”.事实上,传统启蒙教育的内容,正是通过儿童这个联系社会各个阶层的渠道,深刻影响了全社会的人们.如鲁迅在《二十四孝图》中说：“那里面的故事,似乎是谁都知道的；便是不识字的人,例如阿长,也只要一看图画,便能滔滔地讲出这一段故事来.” 阿长有关“二十四孝”的知识,就是蒙童传布的.
传统的启蒙教育,充分注意到了儿童的年龄特征和兴趣爱好,强调在启蒙教育中要采取顺应儿童性情、鼓舞儿童志趣的办法,强调教育必须适合儿童的生理、心理特点,符合儿童成长发展的规律.这在启蒙教材的编写上,体现得尤为典型.我国有影响的、能在启蒙课堂里长盛不衰的蒙学教材,都是用韵语和对偶的形式编成的,或者是韵语和对偶并用.用这样的形式编写的蒙学教材,读起来上口,听起来悦耳,人们喜闻乐道.既方便诵读和记忆,又能提高儿童的兴趣.有极个别流传很广的读物,如《二十四孝》《日记故事》之类,虽然没有运用这两种形式,而是用散文写成的,但都非常简短,少者一二十个字,多者也不过百余字,总之是要以儿童所能接受为宜.这样编写的读物,是使得它能够为阿长那样没文化或少文化的大众也能理解的根由所在.
鲁迅曾反复论及传统蒙学教材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一再提出研究蒙学教材的意义和必要性.他在《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一文中曾这样说：“中国要作家,要文豪,但也要真正的学究.倘有人作一部历史,将中国历来教育儿童的方法,用书,作一个明确的记录,给人明白我们的古人以至我们,是怎样的被熏陶下来的,则其功德,当不在禹下.”（《鲁迅全集》第五卷）在鲁迅看来,我们的祖先和我们自己,就是被一代代、一本本启蒙用书“熏陶下来的”,这确切地指出了传统文化传承的实情,说明了传统文化与传统蒙学的密切关系.
（选自《寻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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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传统文化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