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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彼得堡到布罗茨基
李路平
一
“这场战争耗时比伟大的卫国战争长一倍,而我们对它的了解,恰恰只限于我们不必为它担心的那点内容,免得我们看见自己的本来面貌而心惊肉跳.尼·别尔嘉耶夫在书中写道：‘俄罗斯作家永远对真理更为关心,而不是美.’……再引用一句尼·别尔嘉耶夫的话：‘我从来不属于任何人,我仅仅是自己的我.’这话不是针对我们说的.我们这儿的真理,总是为某人和某事服务的：为革命利益,为无产阶级政权,为党,为大胡子者,为第一或第二个五年计划,为历届代表大会……陀思妥耶夫斯基用最后的力气喊出：‘真理高于俄罗斯.’《新约全书·马太福音》中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见24章,第4—5节）……”
S.A.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锌皮娃娃兵》成为这段时间以来我的枕边书,工作之后总是被各种意想不到的事情扰乱心绪,在我们即将丢失自己时,是什么东西可以有“叫魂”般的魔力让我们身心合一呢？我曾写过一首以自己的名字为题的诗,描述我们失去自己就像每天都有很多人喊我们的名字,而每一个被喊走的名字其实“都是我的一部分/他们被人叫走,而我就慢慢减少/没有人记得要把他们还给我/我知道,如果黑夜里我不主动/寻找他们,不用多久/我就会变成一具空壳”.我们所有的找回自己的最佳时刻,我觉得就是入睡之前的那半个小时或十几分钟,而直面自身境遇的文字没有什么比对存在、死亡、虚无的诘问更能够让我们拂开遮蔽自我的面纱.这本录写阿富汗战争中苏联幸存者直面自我与反思战争的文字,阿列克谢耶维奇以“局外人”的身份静默而又强烈抨击政治机器的与战争的残酷以及人性的扭曲和毁灭的作品无疑是一个不二选择,因为“她的复调书写,是对我们时代的苦难和勇气的纪念”.
然而她在文中的立场又是鲜明的,作为一部反思性的纪实文学作品,她对当时的苏联政府欺骗与胁迫国内青年参与阿富汗战争给予了猛烈的抨击.尽管苏联已经解体,然而苏联时期遗留下来的政治与非政治遗产,仍然持续的影响着俄罗斯、东欧乃至全世界,苏联时代的文学遗产现在就依然发挥着璀璨的光芒.
说到俄罗斯文学,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她的两个灿烂时代——“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集中在诗歌领域,“黄金时代”出现了耀眼的巨星普希金和莱蒙托夫,而“白银时代”则如繁花盛开,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斯塔姆、勃洛克……两个辉煌的文学时代相隔百年,“白银时代”则正好是在苏联时代初期从历史舞台上谢幕的.新政权由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统治需要,一大批杰出的科学与哲学艺术人才被驱逐甚至被毁灭,闻名于世的“哲学船事件”,勃洛克、曼德尔斯塔姆和茨维塔耶娃的人生结局,古拉格群岛,乃至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与索尔仁尼琴的生存境遇,无疑是那个时代严肃政治氛围的体现.从彼得堡到列宁格勒,再从列宁格勒到彼得堡,这就是时代变迁中的政治隐喻.
二
1930年底,由于时局影响以及个人厄运和社会生活的紧张,曼德尔斯塔姆不得不举家搬离故乡列宁格勒,在痛苦的离别之际,他写下了一首后来广为人知的《列宁格勒》：“我回到我的城市,熟悉如眼泪,/如静脉,如童年的腮腺炎.//你回到这里,快点儿吞下/列宁格勒河边路灯的鱼肝油.//你认出十二月短暂的白昼：/蛋黄搅入那不祥的沥青.//彼得堡,我还不愿意死：/你有我的电话号码.//彼得堡,我还有那些地址/我可以召回死者的声音.//我住在后楼梯,被拽响的门铃/敲打我的太阳穴.//我整夜等待可爱的客人,/门链像镣铐哐当作响.”（北岛译）曼德尔斯塔姆的悲伤之情溢于言表,或许也是有意将列宁格勒与彼得堡混淆,现实的悲情境遇和童年时期的清晰记忆交织一体,怀恋、不舍、绝望,在彼时尽情地倾泻了出来,近十年之后,1940年5月24日,俄罗斯的又一个诗歌巨子——布罗茨基在此诞生了.
彼得堡（彼时应该叫做列宁格勒）据说是世界大城市中最靠北的一个,然而也是一个历史文化极其厚重的城市,除了曼德尔斯塔姆之外,1833—1834年间普希金曾租住于此,并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说“夏园就是我家的园子.我睡醒后,就穿着睡衣和便鞋去那里.午饭后我就在那里睡觉”.吉皮乌斯和梅列日科夫斯基自1899年起就居住在那里,当时宗教哲学协会的聚会就在他们家里举行,勃洛克常常来这里,安德烈·别雷也常常从莫斯科赶来拜访.1919年由“世界文学”出版社创办的文学讲习班也设在那里,由楚科夫斯基领导,古米廖夫和扎米亚京经常在那里举办讲座.之后又出现了“诗人之家”“诗人车间”等等,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的故事就是彼得堡展开的,其中重要事件的发生地点不久之后就盖起了姆鲁济大楼……
也许是巧合,或者说冥冥中的注定,然而布罗茨基似乎未曾意识到自身与城市文化的渊源关系,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白银时代的彼得堡文学中的抒情题材及哲学主题被当局排除在阅读范围之外达三十年之久,而这种割裂也使得列宁格勒与彼得堡深厚的精神文化渊源被强行切断,他所处之地已今非昔比,列宁格勒不再是彼得堡了.他并非对彼得堡了若指掌,尽管也曾书写过那座城市的文人先辈：“……我在彼得堡再次看到/你那永恒的身影.”（《彼得堡故事》）,但是B.B.韦德勒在《彼得堡诗学》中说：“……他透过生与死的阴霾还记得1921年的彼得堡,神年1921年的彼得堡,他还记得那样一个彼得堡,我们在那里安葬了勃洛克,却无法在那里安葬古米廖夫”.在他后来的写作里可以看出,他的诗歌的指向性以及诗歌的底蕴来源丰富而博大,关于彼得堡的诗篇虽然相对甚少,地方色彩也很淡薄,但是这并不妨碍他日后成为一个举世瞩目的诗人,也不难看出,他在那里感受与传承的是一种更为形而上且深邃的历史文化源流,这种给养为他日后的创作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源泉,他的创作在某种意义上便也可以看做是斯大林之后第一代人试图接续文化历史上这一条三十年的裂缝的努力.
在彼得堡感受到的第一种精神抚摸与文化指引,应该就是宗教.作为犹太人,布罗茨基似乎天然地就与宗教有着不可分解的情缘,尽管当时的苏维埃政权对宗教采取了近乎敌对的态度,而且在他的出生和成长年代充满着强烈的排犹情绪,但令他记忆犹新的是,在东正教的日历中,5月24日正好是斯拉夫字母的创建者、圣徒基里尔和梅福季的纪念日,在长大成人之后他也似乎认为自己的命运天然地与“可爱的基里尔字母表”联系在一起.在他家附近的救主变容大教堂是他童年生活中最为重要的场所和印象最为深刻的地方,他在后来的回忆中说：“整个童年时期,我都一直在看着它的穹顶和十字架,看敲钟人,看十字架游行,看复活节,看安魂祈祷——透过窗户,看火把,看它白色墙壁上画满的圣徒光芒和手杖,看它飞檐上那轻盈的、古典主义的边饰.”在布罗茨基的那些饱含深情而又韵味深长的抒情作品中,几乎无处不运用宗教词汇和化用宗教典故,每一首诗几乎都潜含着宗教般的庄重与虔诚的仪式感和氛围感,有着哀歌般的情感节奏和意味,几乎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这些在他的作品中不胜枚举.
布罗茨基在彼得堡的第二种精神文化储备应是神话历史.他所出身的家庭虽然不是彼得堡的知识精英阶层,也不属于作家和艺术家圈子,但是他的双亲都有着广泛的文化兴趣,比如阅读、音乐和戏剧等,并且都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在那个特殊时代里,尽管不能算作是资产阶级家庭,但家庭里浓郁的文化艺术氛围的熏陶打开了他的视野,在他的童年生活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另一个方面,当时的苏联的教育形式僵化,几乎很难从课堂上学到知识（所以刚到法定可以退学年龄时,他便毫不犹豫地退学了）,通过自学,他掌握了丰富的历史尤其是古希腊罗马历史领域以及地理学方面的知识.而神话影响的最初来源除了教义以外,还有日常生活中的文化景观,比如夏园附近丰坦卡的一座桥,桥面上饰有希腊神话中的帕尔修斯的盾牌和美杜莎像,富有典故色彩的神话便如童话一样深深地印在了布罗茨基的脑海里,而神话实际上是运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生活的真谛,涉世渐深之后,他对自我与现实有了更深刻理解,在后来的一首诗中便写到：“一座桥上的戈尔戈涅斯铁铸像,/我觉得是那里最诚实的面容”（《五周年》）.这些知识在他的写作中表现的淋漓尽致,发挥出了巨大的能量,这也成为他有别于其他诗人的一个重要标志.
彼得堡给予他的第三种精神触动是政治现实.布罗茨基在彼得堡度过的岁月也是一段政治紧张时期.当时恰逢轴心国为占领列宁格勒而发动了围城战,从1941年9月到1943年1月,苏联人民进行了旷世瞩目的列宁格勒保卫战,献出了60多万军民的生命,布罗茨基的父亲亚历山大·布罗茨基当时（1941—1948年）也在军队中服役,母亲带着他也在战争时期度过了一段动荡不安的岁月,他甚至在八岁之前从来也没有见过父亲,这一段艰难岁月以及战争带来的恐怖印象,对他的身心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他也是一个内心极其敏感的人,他经常引用芥川龙之介的一句话：“我没有信念,我只有神经”,曾与他有深交的安·雅·谢尔盖耶夫这样说道：“约瑟夫可以从空气中捕捉到非常多的东西,他总是贪婪地抓住每一个item,竭力使它成为自己的进项,用诗句去把握它.可以说,每一件东西都没有白白流逝,一切都得到了恰如其分的利用,还带有那种令人难以置信、目瞪口呆的轻盈.”关于他贪婪抓住每一个item后文会讲到,也正是这种精细和敏感,让他对时局的体味明晰而又深刻.战后的彼得堡保留着的那些战争遗迹：救主变容大教堂的铁围栏、彼斯捷尔街另一端的潘捷列依莫诺夫斯基教堂,等等,尽管局势渐趋稳定,然而政治仍旧紧张,他曾在《战利品》一文中回忆道：“如果说有谁从战争中得到了好处,那便是我们这些人——战争的孩子们.除了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我们还获得了能刺激浪漫想象的丰富素材”,后来他因文学获罪,又被冠以“不劳而获”、“寄生虫”等罪名,最后被捕入狱、流放的经历便证实了这一点.
布罗茨基诗歌作品中涉及题材很多的便是以上所说的三个方面：宗教（信仰）、历史（神话）、政治（现实）,它们有时近乎梦魇一样地纠缠着他,让他不得不一吐为快.甚至可以说,当他流亡到了美国之后,对以上三个方面的书写便成为了他的宿命.他虽然也写过诗（他似乎不愿触碰爱情诗这一题材,这些诗也难以算情诗）,甚至也有纯粹抒情近乎完美的作品如《抒情集束》（25首）,但相比于前三种“长诗”般的写作热情,实在可以说是难以匹敌了.在彼得堡乃至在当时苏联的生活与遭遇,似乎在那些流亡国外的作家心里埋藏下了一粒不屈的种子,从局内人到局外人身份的转变,便是这一粒种子吐芽生长的开始.布罗茨基那个自我认同的公式——“我是一个犹太人、俄国诗人和美国公民”——正是一个流亡者心路历程的隐喻.
三
作为一个杰出的诗人,布罗茨基并未表现出一个天才早慧的特征,虽然相对于其他青年来说他成熟得更早,在那个压抑年代（一张《入团》的油画便可以让人产生性冲动）,退学之前的他已有过性行为,但是他的诗歌创作道路直至17岁才正式开始,初期的作品弥漫着青春期的张扬、模仿和不节制,有论者认为他的写作直至20多岁之后才渐趋成熟并显示出“原创征兆”,那或许是在他阅读了曼德尔斯塔姆的《彼得堡诗章》之后.
假如稍微系统地阅读布罗茨基的诗歌作品,便能在他的那些“古典主义”诗歌作品中梳理出他的一条写作脉络,他早期的诗歌明显有着青春期写作的漫散、粗糙和随意,以至于很难从那些作品中把握作者的意思和写作目的.可是尽管如此,我觉得那些诗歌还是不可阻挡地显现出了布罗茨基的写作才能.在我的印象里,有成就诗人的写作一般都是以短诗为主的,而他的写作从一开始就有着长诗的创作倾向,诗艺可以精进,而诗意的蓄积却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他从一开始就仿佛胸中藏纳着无以数计的情感或情绪急切地想要表达出来,好像最开始就表现出了汹涌暴烈之势,而且这样的绵延不绝之势贯穿了他写作的一生.说布罗茨基是诗歌的赤子一点也不为过.
随着他“原创征兆”的出现与精进,布罗茨基的写作变得节制并且收放自如.尽管任何题材进入他的文字之后都将变成宏大而“古典”（“我有正常的古典主义风格”（《致一位女诗人》））的抒情叙事,但他已经知晓了如何在“大”之中写“小”,如何举重若轻,他就像他笔下经常出现的鲱鱼或鳕鱼一样,在教堂的穹顶在神话故事在历史场景乃至在现实的转换中游刃有余,就像那只欧椋鸟一样,在诗意的天空里穷尽古今飘忽八方婉转飞翔.语言的节制之外,他对情感的节制也表现明显,早期的作品中流露出与豪壮,有屈原《天问》般的俯仰之势,而后他的作品变得平和,后期有的呈现出安宁之态,抒情之余洋溢着融融温情,笔力变得简洁晓畅,又丝毫不失深沉与睿智.作为一个语言的天才（读书时即向国内倡导改革的语言学专家表达过对俄语的看法并加以解释,后来又自学精通了英语和波兰语,乃至涉猎拉丁语、西班牙语、法语和汉语）,布罗茨基用母语写下了当之无愧的最好的诗篇.
在他成熟的作品中,他的古典主义抒情风格并未显现出丝毫的落后,反而在他纯熟的母语操练中闪烁着金属光泽,他的语词串接起了天空中那些虚无而又确实存在的点,诗句就是穿梭其间的优美而坚韧的线条,几乎把人类历史的一切遗产都完美地衔接了起来,所以他的诗是这一个整体中最精要的部分,既是有形存在又如光芒一般时时在向外发散,仿佛他用诗支配着世间的天地万物,他的诗就是一种口令（一种更高的时令？）,是一个隐秘的开关,是魔术室里的一扇门,只要正好说出或者推开,眼前便是别有洞天.
布罗茨基诗中无数的item（讯息）构成了他独特的词汇表,有研究者曾做过统计,阿赫玛托娃的词汇量大约是7000多,而布罗茨基接近20000个！也可能正是这个缘由,“在俄语诗歌热衷于小形式、热衷暗示的诗学和话说不尽的诗学时,布罗茨基的抒情诗却写得很长,其长度有时甚至超过其他作者所写的长诗.人们往往会感到,不把那些落入诗歌的视线和听觉范围之内的所有事物之名称都一口气说到底,他是无力停下来的.”比如《先给约翰·邓恩的大哀歌》《科德角摇篮曲》《泄湖》《墨西哥室内乐》等等,布罗茨基的这种写作方式使他的作品具有了混杂同时也是浑融的呈现为多声部的阅读体验,他的词像流水一样自然漫漶开来,同一首诗中、诗与诗之间拥有了一种复调般的韵味,因而他的作品也超越了现实进入了历史的领域,1987年诺贝尔对他的授奖词开篇就说：“约瑟夫·布罗茨基,有个显著的特点,即醉心于发现.他发现关联,用精辟的语言揭示它们,再去发现新的关联”.这无疑彰显了他的天赋,而且使得他的声音就好像是“有权有势者的声音”,尽管我们知道他当初是多么的落魄与狼狈.1972年6月4日,布罗茨基离开列宁格勒乘飞机前往维也纳.
四
布罗茨基出生于5月,属于双子星座,在星相学家看来,这一星座预示着对“深刻的二元论与和谐的双意性”的热衷,但他的人生轨迹仿佛又印证着另一句他常挂在嘴边的谚语：“生在5月,一辈子难捱”.
他的《献给约翰·邓恩的大哀歌》让我不禁想到了瓦雷里的《海滨墓园》,或许冥冥之中自有一种属于诗的不会被文字所束缚的东西存在并且被我所感知到,尽管两首诗那么不同,然而它们又是那么的相似！他贯通古今中外的作品几乎都沾染了这样的气质,哀歌性质的写作,对悲伤和理智的忠诚（“悲伤有多少,理智便有多少”）,“当法律的草叉将我逐出宠幸,/你可怕的预言使我无比欣慰.”（《致一位女诗人》）,这种有着赞美诗般诗歌节奏的作品,音节相互交织而谱成一曲宏大的交响乐,虽然它们出自俄语,转译之后我们仍旧可以听见.
相较于当下诗歌写作呈现出的简易、平庸和琐细,他的作品无疑显得繁复、深沉而又宏大,即使在当下的国内语境中“宏大”已经被嘲讽与抛弃,然而当我们面对他的作品时,仍然能够被感动和震撼,这也正是布罗茨基的力量.
（注：本文中涉及布罗茨基的生平事迹,主要来源于列夫·洛谢夫的《布罗茨基传》（刘文飞译））
从彼得堡到布罗茨基论文范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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