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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剑文化之管窥
摘 要：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华历史中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同时也是剑文化发展的黄金时期.文章通过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分析在春秋战国这段时期中剑文化发展的特征对其后剑文化演变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剑形制的确立和完善铸造工艺、丰富了剑的使用技法和理论,并开始了对剑文化承载的进一步升华.
关键词：春秋战国 剑文化 历史特征
中图分类号：G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1839（2018）6—0034—03
1 前言
剑在冷兵器时代是一种重要的防身自卫格斗的兵器,又称“直兵”,素有“百刃之君”“短兵之王”及“百兵之祖”的称号.这不仅仅说明剑的产生相当早,也表达了人们对于剑这一种兵器有着超越普通兵器的价值认同.[1] 剑文化,简单的说,就是剑器及剑所附带的精神内涵.[2] 包括剑的制造与形制,剑的使用以及其所承载的精神内涵.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从剑的形制构造改变,到用途的变迁和文人墨客的写意,剑文化逐渐发展成武术文化中一支重要的部分,占据着中国人心中重要的地位,是其它兵器所无法比拟的.
先秦时期产生了诸多文化并对后世文化的发展有着非常大的影响,以致有学者认为先秦时期是中华文化的头颅,足见其历史地位的重要性.这段期间内,尤其是春秋战国阶段,诸侯各国之间征战不休,文化交流融合较为频繁,军事发展较为迅速.剑在当时作为近战的主要兵器,也是剑文化发展的黄金时期,在这一期间,剑文化的形成对剑文化后续的继承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研究这段期间内剑文化的特征和样貌对其后剑文化的发展的意义,有助于对剑文化的发展脉络进行疏理和确定.
2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以春秋战国时期剑文化的发展为研究对象,包括剑的器物层面到剑的精神内涵.
2.2 研究方法
2.2.1 文献资料法
查阅有关先秦剑文化的资料料,并以“剑文化”“剑的文化”“剑的发展”“兵器发展”等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搜索相关文献进行阅读分析总结.
2.2.2 逻辑分析法
通过对先秦时期剑文化的分类梳理,分析春秋战国时期剑文化在中国剑文化发展中的的历史意义.
3 剑形制的确立和铸造工艺的完善
3.1 剑形制的确立
《说文解字》中这样解释：《说文解字》：“剑,人所带兵也.从刃,佥声.”关于剑的来源,有学者认为剑脱胎于矛和应出现在商殷之前.《礼记》载商朝中后期剑的形制开始形成,经过西周初年周武王的“修文教”的进一步规范,剑首先完成了形制上的统一化.剑的形制受铸造工艺的限制.据记载,商朝时期的剑短如匕,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冶金技术的发展,青铜剑的长度逐渐增加.春秋战国时期剑形制的特点是,剑身较西周以前的剑有了明显的增长,锋刃锐利、剑从较宽、剑格厚宽；剑较重、剑脊直、剑跟厚、截面菱形.[3] 随着冶金技术的发展,剑身逐渐加长,商代时约10 厘米,到春秋时期时已经达到40—60 厘米,而到了战国时期则达到了70—100 厘米,甚至更长.尤其以吴、越两地的青铜剑质量最好,其代表就是越王勾践剑和吴王夫差剑.
在战国之后,剑的形制与各部结构没有发生较大的变化,总长度保持在1 米左右,只是在材料上由青铜变为铁质合金.由此可以认为,春秋战国时期,剑的形制在周朝的基础上,各个部分均得到长足发展,初步奠定了春秋战国后剑形制的轮廓.
3.2 铸造方法及材料质地的发展
战国时期记述官营手工业各工种规范和制造工艺的文献《考工记》讲: “天有时, 地有气, 材有美, 工有巧.合此四者, 然后可以为良.”说明古人在制造精良武器时候必须符合天时、地气、材美、工巧的条件.《吴越春秋》中记载干将造剑的过程就是依据这样的原则.春秋晚期时,随着冶铁技术发展铁剑开始出现,但在春秋战国这段时间内,仍以青铜剑为主.许多资料说明我国古人在青铜器铸造方面已经掌握了失蜡法、焊接法、分铸法和混铸法.张继合与钟少异研究认为在春秋战国时期,铸剑已经趋于程序化和规范化,共包括六道程序,分别是炼铜、制范、调剂、熔炼、浇铸和打磨（铸后加工）.
《考工记·攻金之工》中有“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即指铸造剑时金属材料的混合比例,这样的比例能够很好地兼顾剑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所需要的韧性和硬度.现代考古发现的越王勾践剑主要成分为铜、锡、铅、铁、硫、砷诸元素,剑脊铜的含量较多,韧性好,不易折断；刃部锡的含量多,硬度大,便于刺杀.这种合金而制的复合剑,也使原先一次浇铸完毕的青铜剑,变为二次浇铸的复合剑：先以剑脊范浇铸剑脊,在剑脊两侧预留出嵌合的沟槽,再把铸成的剑脊置于另一范中浇铸剑刃,剑刃和剑脊相嵌构成整剑.[4] 宋代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认为《吴越春秋》中的鱼肠剑是“蟠钢剑”.由此看来,春秋战国时采用的铸剑原料应该是铜、锡、铅、铁等多种金属,在一定的铸造工艺程序下而铸造成合金,并根据剑在使用过程中各部分的要求而使其各部分合金成分有所差别.这些表明在春秋战国这段时间内,剑的铸造流程已经得到基本完善,且构成其铸造材质的金属比例已经得到规范.
3.3 剑外观的美化
剑铸造的形制确立以后,对于剑的工艺不仅体现在其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铸造流程,还体现在剑外观的美化,这一点可以从春秋战国时期相剑术来反映.所谓相剑,即通过观察器身外表（包括器形、文理、颜色、光泽、铭文、装饰等）,来鉴别剑器的优劣和名剑的真伪.[5]《吴越春秋》中记载了一批诸如薛烛、风胡子、季孙子等著名的相剑师对当时的一些名剑的评价,其中好的品质的剑都在外观上做到了一定程度的修饰美化.现代绍兴发现的越国青铜剑已有数十柄,剑身较长,上错金有鸟虫篆铭文,镶嵌绿松石,成为吴越之地剑的鲜明特色.尤其是出土的越王勾践剑,上有硫化处理的菱形纹样,剑格上有蓝色琉璃镶嵌花纹.对剑铸造工艺的美化,与当时尚武的风气必然相关,人们以甚至以佩戴剑的长短、外观来显示地位,以致剑成为礼制的一部分.
4 剑使用技法的丰富和理论提升
早期的剑的杀伤功用主要是刺,还有远程的技术“掷剑”,而且刺的杀伤力非常巨大,且运用灵活.春秋战国时随冶金技术的发展,使得能够实际运用的剑的长度逐渐变长.由此剑的使用方法开始得到多样化开发,增添了劈、撩、斩、扫等技法.《考工记》《剑道》《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等文献中皆有记载关于剑术的理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庄子·说剑》中,庄子对剑术理论的概括：“夫为剑者,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之以至.”说明春秋时期剑术已发展到了相当的水平,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剑术理论,此时的理论已经运用了阴阳、五行等学说来阐释剑法的规律.这些剑术技法理论对后世的剑术发展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即使是剑的材质从青铜合金发展为铁合金,在实际使用过程都以这些理论为指导.
5 剑文化承载的升华
5.1 “剑器”的神化与崇拜
春秋战国时期,礼乐崩坏,烽烟四起,各个诸侯国之间连年征战不休,武艺和勇力的推崇是当时社会的主要价值取向.乱世中,人们对于自身安全的需求就必然使得习武崇剑成为社会中较为浓重的风气.《吴越春秋》中有“湛卢之剑, 恶阖闾之无道也,乃去而出,水行如楚.”,《越绝书》中记载楚王挥舞宝剑太（泰）阿,指挥军士抵抗晋、郑两国的讨伐并大获全胜,其中楚王和风胡子的对话中认为“铁兵（剑）之神”与“大王之神”是相通的.薛烛作为著名的相剑师,更是提出铸造名剑“纯钧”“湛卢”的条件为“赤堇之山破而出锡,若耶之溪涸而出铜,雨师洒扫,雷公击鼓,太一下观,天精下之”.说明,在春秋战国时,各诸侯国间不断征战形成的尚武风气,使剑逐渐被人们神化与崇拜.
5.2 剑载精神的赋予
《吴越春秋》中记载干将莫邪夫妇为吴王阖闾铸剑时,要在“三龙调合”下才能铸造出完美无缺的剑.甚至在铸剑的过程中,剑要借助人的血肉和灵魂的奉献才能够铸造出非常好的剑,甚至能赋予剑某种精神.《庄子·说剑》记载庄子所阐述的“天子之剑、诸侯之剑、庶人之剑”,这一比喻用来启发赵惠文王投身国家社稷,运用“无形之剑”管理国家和任用人才.《战国策》中则记载了多个弹剑而歌的故事,将人的某种精神寄托于剑之中.这一记载中反映了当时的社会中,剑是具有某些特定精神、道德象征的物件.贵族公子佩剑以显得富贵大气,游侠士子更以其剑术和好勇斗狠来表现自己的勇猛,寒门士子也将自身佩剑作为精神依托.[6] 剑的本身就具有匀称美,较为符合中国人崇尚均衡之美的观念,能够作为精神高尚的象征.“季札挂剑”就描述了春秋时将剑作为道德上讲诚信、守承诺的载体,这说明在当时对剑的肯定已经上升到对剑象征的精神的赋予,代表了人们对高尚道德精神的追求,直到唐代都是豪侠士人所体现精神追求的代表物品.
5.3 剑成为礼制符号的进一步奠定
有学者认为,自周武王“修文教”以后,剑就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兵器属性,兼有了人文教化功能.由于先秦冶金技术的限制,剑并不是很普及的器物,使得剑成为身份的标识.商周时期,正规的、行为必须佩剑才符合“礼”.史料中有记载,吴王夫差与越王勾践都佩戴有“步光之剑”.另据《周礼·考工记》记载,佩剑因身份地位的不同,而长短轻重不一.由于带剑者多为氏族成年男子,带剑之举也渐成孔武有力的标志,具有佩饰意义,具有礼仪范畴, 进入人们的社会生活,形成丰富的社会意义；也使原先人与剑的关系,演变为人与人的关系.[7] 在《史记》中记载韩信十分穷困,虽然贵族身份已经没落,但是依然将剑带在身边,表明即使在对兵器管制非常苛刻的秦朝,贵族仍然需要将剑佩带在身边以彰显自己的身份.贾谊云：“古者,天子二十而冠,带剑；诸侯三十而冠,带剑；士大夫四十而冠；带剑.隶人不得冠,庶人有事带剑,无事不得带剑.”表明,秦汉时在礼制上剑的佩戴要求甚至高于冠,这也必然是收到春秋时期剑礼的影响.
将剑作为礼物的记载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记载亦是比较多的,如《王僚使公子光传第三·五年》记载伍子胥用“百金之剑”送给渔者: “此吾前君之剑,中有七星,价直百金,以此相答.”《夫差内传第五·十三年》：子贡去,越王送之金百镒,宝剑一,良马二.子贡不受.《夫差内传第五·十三年》：今窃闻大王兴大义,诛强救弱,困暴齐而抚周室,故使贱臣以奉前王所藏甲二十领,屈卢之矛,步光之剑,以贺军吏.《阖闾内传第四·元年》：越前来献三枚（剑）,阖闾得而宝之.“季札挂剑”也表明了剑在当时是可以作为象征着某种精神和希望的礼物,用剑作为礼来赠送的情况,通常都是非常重要且较为正式的场合.
6 结语
春秋战国这一段时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同时也是剑文化发展的黄金时期,在这段时期内的剑文化在商周时期剑的形制与礼制功用的基础上,发展呈现多元化,且对后世剑文化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主要为：剑形制的确立和完善铸造工艺、丰富了剑的使用技法和理论,并开始了对剑文化承载的进一步升华,由此奠定了剑文化的基本格局.
参考文献:
[1] 李 馨. 古典诗词中剑文化特质之管窥[J]. 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1.27(4):4—12.
[2] 张继合, 王 震. 春秋战国剑文化探析[J]. 搏击·武术科学,2010(10):38—40.
[3] 王志远．剑术之寻真( 上)[J]. 武当,2005(11):27-28.
[4] 戴国斌. 中国武术的文化生产[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1):63—64.
[5] 刘晓臻.《吴越春秋》中的剑文化[J].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8(3):129—131.
[6] 郑成为. 从“季札挂剑”看春秋战国时代的剑文化[J].兰台世界,2014(12):100—101.
[7] 戴国斌. 剑的文化传记[J]. 体育科学,2009(5):11—14.
On the Features of Sword Culture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Zhang Xinyue Fang Chao
（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Shanghai 200438,China）
Abstract：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re important periods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esehistory, and they are also the golden perio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word culture. This article analyzes historical data from the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o analyze the significance of sword cultur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ost sword culture inthe period between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d the Warring Stat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word culture is: the establishment andimprovement of the sword shape system and the enrichment of the sword. The use of techniques and theories has begun to furthersublime the sword culture.
Keywords：the spring and autumn and Warring States period sword culture historical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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