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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被傅雷之死改变命运的人
1966年9月3日,傅雷与夫人朱梅馥双双上吊于家中.在其身后,更大的疾风迅雨才刚刚开始.
三次自杀未遂的傅敏
1966年9月3日晚8点,傅敏突然接到舅舅朱人秀从上海发来的电报.电文总共六个字：父母亡故速归.
傅敏如痴如呆,久久地木立着,仿佛成了一尊塑像.鲁迅说：“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陷于极度悲痛之中的他,全身的神经都仿佛麻木了.
傅敏比傅聪小3岁.小时候,他主动要求学琴,要求上音乐学院附中,万万没有料到,却被父亲拒绝了.傅雷一旦打定了主意,用十头牛来拉,他也不会回头.
傅雷对满脸泪水的傅敏,作了如下说明：第一,家里只能供一个孩子学音乐,你也要学音乐,我没有这能力；第二,你不是搞音乐的料子；第三,学音乐要从小开始,你上初中才学琴太晚了,学个“半吊子”,何必呢？
最后,傅雷补充了一句：“你呀,是块教书的料！”
没想到,竟给父亲在10年前言中,大学毕业后,傅敏成了北京第一女中一名英语老师.1966年,他在英语教学界已经小有名气,并且爱上了老师这个职业.由于校长杨滨的保护,学生和一般教师都不知道他是傅雷之子、傅聪之弟,只知道他是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的高才生.
1966年6月1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在报上抛出来了.“十年浩劫”的信号弹上天了.
傅敏一看就闻出了其中浓烈的味.他明白,他的父亲首当其冲.他马上想到父亲写给他的许多长信.
傅敏向来视家书为珍宝,一封封一件件整整齐齐地编号保存着.然而眼下,偌大的北京,他竟找不到一个妥善、安全的地方保存这一批信件.万不得已,他想到了烧.与其被“横扫”出来作为父亲的“反动罪证”,不如付之一炬！
他知道父亲的老友马思聪家有一个炉子,便揣着那些精心保存的家书,去到那里,用颤抖的手点着了火.从此,《傅雷家书》只剩下一半——傅雷写给长子傅聪和长媳弥拉的信件,因在海外才得以幸存.
烧毁家书之后,傅敏天天过着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般的日子,往往一夜数惊.
惊心动魄的消息,不时从上海传来.一向书信频繁的傅雷,久不写信,全由夫人.
8月26日,北京开始大抄家.傅敏坐立不安,如惊弓之鸟.他来到北京长途电话局,打电话给家里.电话打通了,他的耳际响起母亲那熟悉而亲切的声音：“阿敏啊？你怎么样？”
他还没有发问,母亲倒先问起来了.关于家里的情况,母亲轻松地说：“都好,都好,你放心！”
这是傅敏最后一次听到母亲的声音.
仅仅过了一个星期,他便收到了“父母亡故”的电报.他一看电报,就百分之百地断定：死于非命！他恨不得插翅飞回上海,但他出校入校都要向“红卫兵”请示,哪有行动自由？
无可奈何,他只得打消了回沪的念头,复电舅舅：父母后事请舅代理.
本来,由于校长杨滨的多方保护,傅敏的“身份”没有暴露.然而,杨滨被作为“走资派”揪了出来,有人抛出了傅敏的档案.哦,原来女一中“藏龙卧虎”,还隐藏着这么个“阶级敌人”“大”傅雷之子,“叛国投敌分子”傅聪之弟！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
一个学生因为说了句“思想也是一分为二的”,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傅敏同情她,说“思想当然可以一分为二”.他还在写给一个学生的信中谈到了对“”的种种不满,信落到了“红卫兵”手中,便成了他的“三反罪证”.于是,一顶“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飞到了他头上,他被在学校的“土班房”里.
1968年8月,傅敏已经被了好几个星期.每天连冷馒头都吃不饱,饿得眼冒金星,全身浮肿,脸都走样了.他忍无可忍,终于走上绝路,决心跳河自尽.
他跳了下去,谁知水浅,没有淹死.他被发现了,拼命往墙上撞,头上撞了个大窟窿,殷红的鲜血涌了出来.他被人救起,急送北大医院.治好后,他被拖回学校.“妄图以自杀对抗运动”,又是一场接一场的批斗.
傅敏痛不欲生,趁上厕所的时候,用手摸电门,再度自杀.可是,他穿的是胶鞋,触电未死.严冬,他躺在水泥地铺上睡觉,“牢房”里没有一丝暖意.早上醒来,连脸盆里的水,都整个冻住了.
但他终于迎来了解冻之时.1979年4月26日上午,上海市文联和中国作协上海分会为傅雷和夫人朱梅馥隆重举行了追悼会,并为傅雷平反.
傅聪从英国赶来,出席了追悼会.阔别21载,他终于回到祖国怀抱,回到故乡上海.他感慨：这次回来是我一生最痛苦的时候,也是我最高兴的时候.追悼会结束之后,傅敏途经香港飞往英国,来到傅聪身边,自费在英国求学一年；之后回国,继续教师生涯.
在英国期间,傅敏仔细阅读了傅聪保存的近200封信件,全部复印,着手编选《傅雷家书》.该书1981年出版.
冒险领取骨灰的陌生人
1979年举行追悼会前,上海方面急于寻找傅雷夫妇的骨灰盒,几经周折才找到.一位陌生的“高姑娘”,就此浮出水面.“高姑娘”真名叫江小燕.
1966年9月初,在钢琴老师家中,27岁的江小燕从钢琴老师的女儿那听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傅聪的父母——傅雷夫妇——双双自杀了！”
钢琴老师是傅聪的同学,女儿是上海音乐学院学生,所以她们关注来自傅聪家的消息是理所当然的.
“什么？”江小燕睁大了眼睛,久久说不出话来.
江小燕其实并不认识傅雷,只是读过他所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贝多芬传》等著作,敬佩他流畅而老辣的译文和深厚的文学根底.
“听说,傅雷留下遗书,说自己是爱国的.”钢琴老师的女儿继续说道.
江小燕产生了一个想法.她想给周恩来总理写信,反映傅雷夫妇含冤离世,尤其是,临死还说自己是爱国的.
她拿起笔来,又有点觉得不踏实,因为她听到的毕竟只是传闻.给周总理写信是一件不得马虎的事,于是,她想去傅雷家看看,仔细了解一下傅雷夫妇自杀的真实情况.
她的钢琴老师告诉她,傅雷家在上海愚园路女钢琴家顾圣婴所住的宏业花园后面.到了那里,她凭借墙上“打倒老傅雷！”的大字标语,很容易就找到了傅雷位于江苏路的家.不过,傅雷家已经被查封,无法进去.她向邻居打听,得知傅雷保姆周菊娣就在附近一家帮佣,于是找到了周菊娣.
她从周菊娣嘴里得知,傅雷夫妇死后,在西宝兴路火葬场火化.周菊娣说：“傅家属于黑五类,又是自杀的,死了不准留骨灰.”她询问傅雷亲属,周菊娣告诉她,傅雷的姑母傅仪就住在不远的武定路.
她来到傅雷姑母家中,傅雷姑母告诉她,傅聪远在英国,傅敏在北京跟“牛鬼蛇神”一起劳动,除此之外,傅雷没有别的子女在上海.
这些话使她坐立不安,夜不能寐,心中升起一股强烈的同情又愤怒的情绪.
她的父亲抗战时曾参加国民党军队,被作为有历史问题的人对待.她自己高中时因在“反右补课”中不肯揭发俄语老师柴慧敏,中学毕业鉴定书上得到了八字考语“立场不稳,思想右倾”,加上一个“政治品德鉴定等级：差等”,从此与考大学和进单位无缘.
对傅家厄运的不平之情,驱使这个弱女子挺身而出.江小燕戴上了大口罩,只露出一双眼睛,开始秘密行动.
她出现在上海西宝兴路火葬场（原万国殡仪馆）,自称是傅雷的“寄女”（干女儿）,无论如何要求保存傅雷夫妇的骨灰.她说得那么恳切,终于打动了工作人员的心.
要留骨灰,就得买骨灰盒.她没有工作,只是在家跟父亲学画、做父亲的助手而已,哪有多余的钱？
她从殡仪馆登记本上查到傅聪舅舅朱人秀的名字以及地址,给朱人秀去了一封信,说明了情况,与他约定见面时间.信末,只留一个“高”字.其实,她并不姓高,只是她的姓在上海话中与“高”相近.
她戴着大口罩,按照约定的时间,准时来到朱人秀家中.
后来,朱人秀对笔者回忆,问她住哪里,她不肯说.朱人秀见她连地址都不肯说,而且又从未谋面,与傅家非亲非戚,有点不放心,于是把钱交给外甥张廷骝,让他陪着“高姑娘”前往上海西宝兴路火葬场.
买好骨灰盒、领取傅雷夫妇的骨灰之后,“高姑娘”把傅雷夫妇的骨灰盒放进一个事先准备好的大塑料口袋,带回自己家中暂存.
过了几天,她和张廷骝约好,一起把傅雷夫妇骨灰盒送往上海永安公墓,办理存放手续.考虑到傅雷的名字太醒目,“高姑娘”从朱人秀那里得知傅雷原名,就在骨灰盒上署名“傅怒安”.
江小燕告诉笔者,她和父亲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曾有四个邻居死后无钱买棺木,她的父亲在教会的帮助下,解囊相助,使死者安然“托体同山阿”.她觉得,自己如同父亲一样,只是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情罢了.
在她看来,保存骨灰是一件“次要的事”；最重要的事,是向反映傅雷夫妇蒙冤之事.苦苦思索多日后,她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反映了傅雷受迫害的情况.信没有署名.
这封信没有寄出上海,落入了上海市局的造反派手中,被当成一桩“大案”追查.最终,查到了她.一天,她踏进家门,看到屋里坐着三个陌生的男人,用异样冷漠的目光注视着她,她一下子便意识到：出事了.她被当做“现行反革命”嫌疑犯,押到上海正泰橡胶厂（当时朱人秀在那里工作,也遭审查）.问了一阵子,抓不到什么把柄,不了了之,不得不把她放了.
回到家里,父母问她怎么会成为“现行反革命”.她如实说了一切,父亲听罢,没有半句责难,反而说她做得对.
1972年,父亲病故,她走出家庭,只能在里弄生产组工作.直到1979年傅雷平反,她多年的精神包袱才彻底抛掉.
追悼会后,傅雷的骨灰盒被郑重其事移入上海革命烈士公墓.傅聪和傅敏都对她表示感谢,她给傅敏回信,请对方不要在精神上感到对她有什么责任.“虽然从表面上看,事情与你们有关联,但在当时,完全是我个人的动机、想法.”
1985年春,她给笔者来信,报告好消息：她以优异成绩从上海静安区业余大学毕业,终于拿到红色金字的大专书,调入上海电视大学编报,当编辑.
1989年,应笔者之约,她写了一份自述,供笔者写作参考之用.她写道,虽然为持正道而受困多年,“然余深心宁然,净然,此万金所难得,则何悔之有？君不闻：‘朝闻道,夕死可矣！’”
（摘自《傅雷与傅聪》,叶永烈著,四川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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