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论文网
该文是关于启示论文范文，为你的论文写作提供相关论文资料参考。
戊戌年间
戊戌变法以悲剧收场,其真正可悲之处,是改变了体制内的力量对比,导致此后数年中,权争取代改革成为体制内的主要工作.也正是因为权争的需要,体制内的一群人不惜发动义和团运动,酿成了更大的悲剧.变法虽然失败,但其进步性、积极作用不可抹煞……
戊戌变法的失败加快清王朝灭亡
戊戌政变后,康有为逃至香港,后转至日本.1899年7月20日转至加拿大创立保皇会,又名中国维新会,颂扬光绪皇帝,鼓吹君主立宪.梁启超则逃至日本,创刊《清议报》,丑诋慈禧太后.
在康梁二人出逃的时候,宫内频频传出光绪久病,由太后训政的消息.民间议论纷纷,中外盛传光绪皇帝已不在人世.两江总督刘坤一警告朝廷道：“人情危惧,强邻环视,难免借起兵端.”时任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亦称假若光绪皇帝去世,将为各国所不谅.因此大内允许法国使馆医生入宫中诊治光绪,云无大碍.
一些老臣恐光绪怨于将来,纷纷怂恿慈禧太后废掉光绪,但议论未决.各国公使听闻消息后,于1900年1月1日入觐诘问理由.慈禧太后恐引起列强干涉,为测试列强态度,遂依荣禄建议,于1月24日,以光绪帝名义颁诏,称其身体虚弱又无子嗣,乃立端亲王载漪之子,15岁的溥俊为大阿哥,准备在次年庚子新年,让光绪举行让位典礼,史称“己亥建储”.
该诏书一出,随即令天下哗然.
1900年1月27日,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领衔通电要求光绪皇帝“力疾临御,勿存退位之思”.签名者有叶瀚、马裕藻、章炳麟、汪贻年、丁惠康、沈荩,唐才常、经亨颐、蔡元培、黄炎培等1231人.同时发表《布告各省公启》,要求各省共同力争,“如朝廷不理,则请我诸工商通行罢市集议”.
各国公使认为立储事件影响中国形势稳定,随之提出警告,拒绝入贺.慈禧太后对列强怨恨甚深,于是对义和团采取放任态度.不久,八国联军以镇压义和团运动为借口,行瓜分和掠夺中国之实.载漪、溥俊父子被发配新疆,废光绪帝的企图宣告破灭.
戊戌政变后,维新派人士成了被官府缉捕的罪犯,这批人与革命党人在日本相会.当时宫崎滔天、犬养毅以及其他热心中国问题的日本浪人,皆努力撮合同在日本的“兴中会”（孙文）与“维新派”（康有为）,希望两党能携手一同造反.康有为拒绝了合作.
然而1900年夏,唐才常等维新派人士与革命党尝试合作,趁义和团事件及八国联军侵华时发动自立军起义.
起义失败后,代之而起的是主张激烈变革、推翻原有制度和政府的革命者,清王朝被仓促地画上句号.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戊戌变法的失败,加快了清王朝的灭亡.分析其变法经过,失败又是必然结果.
“他们把足够9年吃的东西,不顾它的胃量和消化能力,在3个月之内都填塞给它吃了”
戊戌年的改革,绝大多数都仅仅停留在雪片般飞舞的文件之上,并未落地,改革的推动者们似乎对此根本不在乎.
1898年6月11日颁布的《明定国是诏》,被公认为是这次改革的冲锋号.细读这份文件,所阐述的重点,只是强调“为什么”要改革,而非“如何”改革.
这份并无新意的诏书,与其说是改革的动员令,不如说是以改革为由头的政治宣言.从实践操盘来看,这种政治宣言,并非新理念的先声,而往往是权力结构重组的预告.在此后的整个变法过程中,重组权力结构,果然成了以光绪皇帝为首的改革者们最为用力之处,也是康、梁们最为期待之处,更是所谓新旧两派冲突最为激烈之处.戊戌变法,改革其实已经被异化,更多的是权力的争夺,因此,对这个时期更为确切的称呼,或许不是“戊戌变法”、“百日维新”,而应该是“戊戌易枢”、“百日权争”.
根据汤志钧的《戊戌变法史》列表统计,从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诏》开始,到9月21日变法被强行喊停,总共103天的变法时间内,所发出的变法诏令,居然超过了110道.无论具体数字是多少,可以肯定的是,平均每天都有相关的文件面世.
这或许是中国历史上,围绕某一主题发布文件最为密集的时期.
但是文件上“所说”的,并非都是实际中“所做”的,甚至不是“能做”的.如此密集的文件发放本身,恰恰体现了这场改革的儿戏特征——只有设计,难以操作,如浮云般,无法落地：
一是数量太多.即便在如今的信息时代,在一个规模并不大的公司,倘若一天发一份改革文件,如何传达到位也都是难题；更何况在120年前的通讯条件下、在幅员如此辽阔的一个大国、在运行效率极为低下的官僚体制内,如此高密度的改革文件,传送尚且困难,遑论执行落实.
二是涵盖太宽.这些改革诏令,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文教方方面面,眉毛胡子一把抓,没有轻重缓急之别.如此改革,本身就已成为提高行政效率的障碍.
三是缺乏细则.这批雪片般的改革诏令中,绝大多数都是泛泛而言,只谈原则和大道理,只有空泛的目标设定,却没有具体的实施细则或配套措施等.
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在私信中认为,“皇帝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他的团队“缺乏工作经验,他们简直是以好心肠扼杀了进步——他们把足够9年吃的东西,不顾它的胃量和消化能力,在3个月之内都填塞给它吃了”.
如此改革,也就只能称为“口水改革”.“口水改革”不仅难以兑现,更大的危害还在于破坏了本就极为稀缺的权威资源,加大了离心倾向.
“无区别地摧毁一切现成秩序”,改革粗糙且粗暴
改革是一项利益调整,必然要触及相当多的既得利益,引起反弹.改革当然不能因此知难而退,但事先进行充分的沙盘推演,考虑成本、收益,考虑正、负作用,尽量做好预案,以减少成本、提高收益,则应该是“顶层设计”或者任何其他“设计”的基本前提.
然而,戊戌变法中的改革,在这方面不仅相当粗糙,而且相当粗暴.细节决定成败,正是在这些细节上的失误,成为这场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
一个例子是废除八股,改用策论.就事论事,这当然是好事,能够把中国精英分子的精力,从无病中解放出来,投放到对现实的更大关注上.对八股弊端的批判,早已是全社会的共识,并非起自戊戌“改革”者们,因此,“是否要改”已非问题,难点在于“如何改”,尤其是如何过渡.从工具的角度看,毕竟八股是延续千年、相对最为公平的“公务员”考试方式,关系到政局、更关系到千百万读书人的切身利益.
在康有为与光绪皇帝有关此事的对话中,康有为认为：“上既以为可废,请上自下明诏,勿交部议,若交部议,部臣必驳矣.”他建议光绪皇帝绕开行政体系,直接下令废止.如此建议,当然遭到了朝臣反对,军机大臣刚毅说：“此事重大,行之数百年,不可遂废,请上细思.”最后,朝臣们拗不过皇帝,退而求其次,要求至少要征得太后的同意,遂于1898年6月23日下诏,改八股为策论,但将改革期限放宽到3年.
如此一来,双方都不满意,康有为因此发动了大规模的舆论造势,逼迫高层立即推行这一改革,最终也并非通过“速改”的方案,最后造成执行层的官员对改革的怀疑、也造成更多读书人对改革的敌视.梁启超后来在批注相关史料时,也反思说：“使数百万之老举人老秀才一旦尽失其登进之路,恐未免伤于激进,且学校生徒之成就,亦当期之于数年以后,故此数年中借策论科举为引渡,此亦不得已之办法也.”
更为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在官员人事调整上.1898年8月30日,宣布裁撤多个部门.从精兵简政、提高政府效率方面,这样的裁撤毫无疑问是必要的,但问题是,这么大范围的裁员,事先并未做好、甚至根本没考虑过安置分流计划.“此诏一下,于是前者尸位素禄圃无能妄自尊大之人,多失其所恃,人心惶惶,更有与新政诸臣不两立之势”,“改革”者们“如投身于重围之中,四面楚歌,所遇皆敌”（梁启超《戊戌政变记》）.
《剑桥中国晚清史》对此评论说：“这种激进的倾向不但与大多数政府官员的意识形态立场背道而驰,而且也同几乎整个官场的既得利益发生冲突……变法运动的惊人速度和它日益增长的激进倾向造成了普遍的忧虑和不安气氛,致使变法维新运动很容易被看成要无区别地摧毁一切现成秩序.就这样,百日维新使整个朝廷分裂成势不两立的敌对双方,一方是皇帝和少数激进的少壮维新派,另一方是太后和整个官场.”
被看成是要“无区别地摧毁一切现成秩序”,这样的改革到处无谓树敌,失去了本该依靠、利用的力量.
这场悲剧的真正可悲之处,是改变了体制内的力量对比
与主流教科书所宣扬的不同,“六君子”被处决后,改革的步子并没有停下来.被喊停的,仅仅是在“百日维新”中颁发的那100多道诏书中,无法操作和执行、或无谓树敌的那些.
仔细比对戊戌政变前后的历史细节,但凡洋务运动中就已经开始的改革,没有一项被停止,甚至还在不断深化.
比如政变之后两个多月,颁布了《矿务铁路章程》,以法规的方式,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要支持民营经济、并且在这过程中警惕公权力的不当干涉：“矿路分三种办法,官办、商办、官商合办,而总不如商办.除未设局以前,业经开办者不计外,此后多得商办为主,官为设法招徕,尽力保护,仍不准干预该公司事权.”这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是一个被长期忽略的划时代的文献.
戊戌喋血之后,有关有两个司令部的说法（即帝党与后党）,被普遍传开,并成为日后教科书采用的说法.但是,这种假设不仅缺乏直接证据的支持——所有慈禧那些被解读为反对变法的措施,其解读的逻辑并不严密,何况,其更难以解释戊戌喋血之后改革继续推进的史实.
在晚清改革史中,戊戌变法、戊戌政变是最关键的一环,却又是史实、史论都最为囫囵的一环.很重要的原因,一是当事人在日后的叙述中,多对事件做了对自己有利的修改,尤其康有为、梁启超,为了在海外做“流亡生意”的需要,更是任意剪裁,甚至连光绪的密诏都敢伪造.梁启超本人在1921年所著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也明确承认：“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
第二个原因,则是在民国之后,因为各种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又对这段历史进行了任意剪裁,更难以窥见真相,遑论得出结论了.
在主流的历史诉述中,这一悲剧之悲,首先是“六君子”为了伟大的事业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两年后另一位主要参与者张荫桓,也在新疆流放地被处决.
其次,主流也认为,这一悲剧导致了体制内改革（维新变法）的中止,证明了改良的道路行不通,而只有颠覆性的革命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尽管客观史实是戊戌喋血之后,中国的体制内改革从未停滞,直到1911年.
被大多数人所忽略的是,这场悲剧的真正可悲之处,是改变了体制内的力量对比,导致此后数年中,权争取代改革成为体制内的主要工作,也正是因为权争的需要,体制内的一群人不惜发动群众运动（义和团运动）,酿成了1900—1901年的更大悲剧.
变法虽然失败,但其进步性、积极作用不可抹煞
戊戌变法是以救亡图存为目的的爱国运动和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改革运动,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变法虽然失败,但其进步性、积极作用不可抹煞.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杨天石认为,戊戌变法为十余年之后爆发的辛亥革命打下了思想基础.他将维新变法给近代中国带来了影响总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推动了清政府的自我改革.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慈禧带着光绪逃到西安,这给慈禧以惨痛教训.签订《辛丑和约》后,慈禧下令实行新政,其内容有编练新军；废科举,建学堂；奖励民办工厂；改革法制；派五大臣出洋考察,预备立宪；成立咨政院、咨议局等.其中有些政策已经超出了当年维新变法的内容.
第二,激起了民众对清政府的愤恨,推动知识分子由维新向革命转化.戊戌政变失败后,支持孙中山革命的人增多了,不少对清政府抱有幻想的知识分子转变为革命党人.
第三,推动了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一）变法理论更加深入人心.人们普遍认为,不变没有出路,变是古今通理,中国还应该大变、全变.（二）思想进一步传播.维新派只敢讲“民权”,承认人民有参与管理政治的权利,但是不敢讲“”,不肯承认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戊戌维新之后,思潮就充分发展起来了.（三）激起了新一轮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热潮.戊戌维新失败后,更多的年轻人出国留学,更多的西方学说被译介到中国,中国的思想界更为活跃.
第四,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奏.戊戌维新后,新式文化事业勃兴,国内出现办学热,创办新式报刊热,出版新书热.
戊戌时期,维新派为了对人民进行“启蒙”,曾提倡白话文和“小说界革命”.维新运动失败后,白话报刊更多出现,白话文得到更多提倡.除“小说界革命”外,维新派继续倡导“诗界革命”、“曲界革命”、“思想革命”、“道德革命”、“宗教革命”以至“史学革命”.这些,都开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河.所以严格地说,中国现代的新文化运动是从戊戌时期开始的.
戊戌变法作为中国近代政治改革第一次积极有益的尝试,中国人民在旧主义革命时期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一个驿站,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虽然历时短暂,却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经验和教训.
（参考资料：《戊戌变法中的改革极为粗暴 酿成多起悲剧》《中国经营报》2014年9月26日、《戊戌变法：比较完全意义上的改革运动》《北京日报》2015年8月5日、《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人民日报》2010年6月13日等；作者：雪珥、杨天石、吴永吉等）
启示论文范文结:
关于本文可作为相关专业启示论文写作研究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启示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