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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国学者的中国诗史观与其理论价值
赵耀锋1,2
（1.河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 河南开封456223；２．宁夏师范学院文学院, 宁夏固原756000）
摘 要：民国学者对于六朝诗、唐诗、宋诗艺术特质的分析中蕴含着他们对诗歌艺术嬗变轨迹的认识,这些思想对于我们认识中国诗歌史具有重要的价值.按照民国学者的启示,我们从学理上把整个古代诗歌从时间的纵向维度上分为三个时期：先秦两汉为前古典主义诗歌时期、魏晋经隋唐至宋代为古典主义诗歌时期,元代之后为后古典主义诗歌时期.在古典主义时期,由于诗人文化身份的转向,诗歌发展经历了古诗、诗人之诗、学者之诗这样几个阶段,形成了三种不同的诗歌类型,诗歌与音乐的关系、诗歌的意象特点、主体在诗歌中对辞采与才学的偏重等这些方面也发生了一系列嬗变.民国学者的中国诗史观对于中国诗歌研究具有极其重大的理论价值.
关键词：民国学者；诗史观；理论价值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９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３２４０（２０１6）09－０127－04
收稿日期：2015-04-11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5年宁夏高校项目“民国时期唐诗学研究”（批准号：NGY2015127）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赵耀锋（1977- ）,甘肃庆阳人,河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在站博士后,宁夏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唐代文学.
一
民国时期是中国古代学术的终结期,同时也是现代学术的开创期,此期很多学者既有传统文人的诗词修养,同时又具备西方的学术素养,因而此期学者的很多诗学观点在今天仍然有极高之学术价值.民国时期,对于中国古代诗歌艺术成就最高时期的认识,不同的学者各有推崇.大的方面,沈曾植提出“三关”说,曰：“吾尝谓诗有元祐、元和、元嘉三关”[1],认为中国诗歌史上艺术成就最高的时期为南朝刘宋时期的元嘉、中唐的元和、北宋的元祐三个时期,认为中国诗歌史上艺术成就较高的时期为从中古经隋唐到宋末这一段.陈衍提出“三元”说,曰：“诗莫盛于三元,上元开元,中元元和,下元元祐”[２],认为诗史上最盛的时期是唐宋.此外,民国时期其他学者对于中国古代诗歌艺术成就最高时期的判断,大多在“三关”说、“三元”说所设定的视野之内.对于六朝诗歌,王闿运论诗推崇六朝诗歌,在《论汉唐诗家流派》一文中,王闿运认为魏晋古诗为古诗艺术之经典时期,齐梁为律诗之时期,而刘宋为一转变时期.[3]对于唐诗,闻一多提出“诗唐”说,认为“好诗多在唐朝.”[4]对于宋诗,同光派诗人们最推崇宋诗,此外,民国时期推崇宋诗的学者众多,钱钟书说：“整个说来,宋诗的成就在元诗、明诗之上,也超过了清诗.”[5]由此可见,民国时期学者们最推崇的是六朝诗、唐诗、宋诗,从民国学者对于中国古代诗歌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诗歌史上艺术成就较高的时期为从中古经隋唐到宋末这一段.
从民国学者对于古代诗歌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诗史上的“好诗”并没有集中在那一个具体的朝代,因而传统的按照朝代的诗史分期法在此期也被质疑,钱钟书说：“余窃谓就诗论诗,正当以体裁划分时期,不必尽与朝政国事之治乱盛衰吻合.”[6]打破朝代局限、按照诗歌艺术本身嬗变的轨迹进行诗歌分期的观点已经出现.
民国学者的中国诗史观对于中国诗歌研究具有极其重大的理论价值,根据他们的理论观念和价值判断,中国诗歌存在“古典主义”这样一个诗歌艺术价值极高的时期.而且,民国时期学者对于从建安到宋代诗歌艺术的论述,以及他们对于六朝诗、唐诗、宋诗艺术优劣的分析,其中蕴含着他们对诗歌艺术嬗变的轨迹的认识,这些思想对于我们认识中国诗歌史具有重要的价值.
二
按照民国学者的观点,中国诗歌艺术成就最高的时期集中在从建安到元代之前这一时期.本文揭橥“古典主义”这一范畴,在含义上相当于“经典的”（classic）之义,以此呼应民国学者对于中国诗歌艺术成就最高的时期的价值判断.“古典主义”这一范畴不同于学界通常把五四以前的诗歌泛称为“古典诗歌”,也和西方文学中以文学创作方法及其变化为视点把文学分为为古典主义时期的内涵截然不同,是特指古代诗歌艺术成就特别高的时期的诗歌,是涵括了对诗歌艺术价值的评判的一个范畴.根据民国学者对于中国诗歌史的论述,我们可以把中国古代文学中诗歌一体从时间的纵向维度上可分为三个时期：先秦两汉为前古典主义诗歌时期、魏晋经隋唐至宋代为古典主义诗歌时期,元代之后为后古典主义诗歌时期.这种划分的依据是：先秦两汉时期诗歌创作呈群体性特征,诗歌艺术处于萌芽状态,诗歌依附于音乐性的特征非常突出,而且诗歌是整个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具有独立之地位,故称此期为前古典主义诗歌时期.从六朝经隋唐至两宋,文学走向独立,文学的群体性时代结束,诗歌创作的私人化特点非常明显,个体文学时代正式开始.诗歌是此期的主要文学样式,其他的文体相对来说都居于较次要的地位,即使在宋代词和诗在平分秋色的这样一种背景之下,正统士大夫还是认为“词为艳科”,从文化心理上重视诗歌而轻视词,用诗来表现重大的社会主题及人生理想报负,而用词来表达属于私人情感尤其是之间的情感,宋代诗歌作为主要文学样式的格局并没有改变.因此,把魏晋经隋唐至宋代称为古典主义诗歌时期.元始,诗歌开始走向衰落,元代及其之后各代,诗歌在诸种文学样式中的主导地位被颠覆,元代的主要文学样式是杂剧,明清时期的主要文学样式是小说.元始,诗歌与音乐的关系完全疏离,诗歌不再被配乐演唱.而且,宋代之后各代诗歌创作的艺术成就相对来讲都不高,也不像古典主义时期那样,每一时代都有超一流的大诗人出现,如战国之屈原,六朝之曹植、大小谢,唐之李杜韩孟,宋之苏黄等等.元代及其之后,诗歌创作堂庑转小,绝世英才又少.正是出于以上考虑,所以从古代文学的整体背景之下将元代及其以后称为后古典主义诗歌时期.
三
从魏晋经隋唐至宋代的古典主义诗歌时期,诗歌创作主体身份经历了由士族诗人到文士诗人、再到学者诗人的嬗变,创作主体文化身份的嬗变引起诗歌类型的嬗变.民国学者的古诗、唐诗、宋诗优劣论的实质就是对于不同历史时期诗人不同文化身份所造成的不同诗歌类型的认识,缪钺曰：“宋诗作者评者,对于一字之有无来历,斤斤计较,如此精细,真所谓‘寡情少恩如法家者流’.此宋人作诗之精神与唐人迥异者矣.”[7]徐英曰：“宋诗直尚议论,拗体涩字,色声俱无……学者但取盛唐诸大家诗,讽之吟之,而声色之理悟矣.”[8]又曰：“三唐大家,无不善调声色.”[8]认为唐人重音韵之美,宋人重学问来历.这种差异是由不同历史时期诗人文化身份的不同所造成,民国学者的上述论述,对于不同历史时期诗人文化身份的认识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六朝文学的创作主体是门阀士族.门阀士族普遍重视文化修养,有相当一部分士族既是诗人,又是画家、书法家,王羲之可以说是六朝士族的典型代表.但是,六朝门阀士族毕竟不同于宋代学者型的诗人,因为此期的学术主要集中于形而上的哲学方面,对于经学、史学、经世之学的研究还没有展开,传统的阐释学随着儒学的失落不彰而背离了两汉的师学、家学传统,具有随心所欲、大而无当的乖张品性,其实质是学无根蒂.因此,门阀士族虽然有文化,但是学术视野狭隘,汉学的质实精神也没有继承下来,中国学术史上真正意义上的学者型文人在此期并没有出现,所以我们称六朝门阀士族为文化士族.
隋唐时期,“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使得唐代文士的学养主要集中于诗赋创作.科举考试分为进士和明经两类,进士在实际待遇上明显优于明经,虽然士人“名登科第,即免征徭”,但是“只有进士及第才能免一门徭役,其余杂科只免一身”[9],至此,六朝时期门阀士族所能享有的特权除了世袭为官一项外,其余全为进士享有,进士成为有唐一代知识分子终身的最高人生理想.洋州刺史赵匡《举选议》说：“进士者,时人共羡之.主司褒贬,实在诗、赋.务求巧丽,以此为贤.”[10]在这种文化背景之下,无论士庶,要想在科举中胜出,关键在于诗赋创作能力的高低,诗歌已经成为社会交际的凭藉和工具,诗经时代的“以诗言志”、汉代的“以经取士”在唐代变为“以诗求仕”,诗赋创作在唐代已经变成了一种“工具理性”.因此,唐代的文士在文化学养上比六朝的门阀士族更狭隘,也不能和宋代的学者型文人相提并论,他们是文学史上的准诗人.
宋代的诗人是集文人、学者、官僚为一身的.宋人“以才学为诗,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11],形成学者之诗.宋代科举考试实行糊名制,科举考试趋于规范化,唐代以来荐举请托之门被堵死,只有真正的才学之士才能在科举中胜出,由此促进了一种良好学风的形成.宋代,“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12]晃冲之云：“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13]指的就是这种良好的学风.这种学风使得士大夫治学更为精深,翁方纲说：“宋人之学,全在研理日精,观书日富,因而论事日密”[14],又说：“谈理至宋人而精,说部至宋人而富,诗则至宋而益加细密,盖刻抉入里,实非唐人所能囿也.”[14]这种良好的学风有助于学者型文人的形成.而且,宋代重视教育,各级教育机构比较完善,“虽荒服郡县,必有学” [15],教育向下层的传播改变了整个社会的知识结构,这种文化背景有利于学者型诗人的产生.
由此可见,从魏晋南北朝经隋唐到宋末,诗人的文化身份发生了一系列变迁,这种变迁对于中国诗歌类型的嬗变有重要影响.
四
民国学者对古诗、唐诗、宋诗的特质分别从音乐性、主情主理、才学天赋等方面进行了论述,钱钟书曰：“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6]缪钺曰：“盖唐人尚天人相半,在有意无意之间,宋人则纯出于有意,欲以人巧夺天工矣.”[7]朱自清曰：“重音律正是唐诗的面目.” [16]这些论述对于认识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特质具有重要价值.从魏晋历隋唐至宋代,由于诗人文化身份的转向,诗歌类型也随之发生嬗变,古典主义诗歌发展经历了古诗、诗人诗歌、学者诗歌这样几个阶段,诗歌与音乐的关系、诗歌的意象特点、主体在诗歌中对辞采与才学的偏重等这些方面也发生了一系列嬗变.
先秦时期,诗乐舞三位一体,这种文化传统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到宋代时郑樵仍然持“诗在声而不在义”[17]之观点.中国古典诗歌与音乐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每一种诗体的兴起或多或少都与音乐的变化有关,汉乐府之与五言诗、南朝民歌之与绝句、胡乐之与词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总体上来说,古代诗歌与音乐的关系呈递降的趋势,从六朝的“诗被管弦”到唐代的“可流于丝竹”,再到宋朝“乐府之道几息”[17],诗与音乐的距离的呈递降的趋势.
建安时期,曹操“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18],曹丕和曹植也创作了大量的乐府诗.但是,从曹植开始已出现诗歌和音乐分离的现象,刘勰曰：“子建、士衡,咸有佳篇,并无诏伶人,故事谢丝管,俗称乖调.” [19]从时人把曹植和陆机不配乐的诗歌称为“乖调”的情况来看,当时诗歌配乐是时代风尚,否则便被视为反常.三曹之后的整个六朝时期,尽管诗歌与音乐的关系不如前此密切,但是从总体上来说,诗歌与音乐尚未完全脱离,这从大量的拟乐府诗的创作可以看出来,陆机、傅玄、谢灵运、谢惠连、颜延之、鲍照都创作了大量的拟乐府诗,这些拟乐府诗所“拟”主要还是在于声而非单纯辞采方面,这与六朝士族的音乐修养有关,对于音乐、绘画、书法的修养是当日士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史载“太祖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18]曹植 “尝登鱼山,忽闻岩岫里有诵经声,即效而则之,今之梵唱,皆植依拟所造.”[20]创用梵音演唱佛曲.谢鲲被史家誉为“能歌善鼓琴” [21],谢尚曾“企脚北窗下弹琵琶”[22],谢石“因醉为委巷之歌” [23].宋高帝“曲宴群臣数人,各使效伎艺.褚渊弹琵琶,王僧虔弹琴,沈文季歌《子夜》,张敬儿舞,王敬则拍.”[24]文人的音乐造诣使得诗歌与音乐在先秦之后仍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六朝重视诗歌音乐性的文学观也体现在文学批评之中,刘勰评建安诗歌曰：“至于魏之三祖,气爽才丽,宰割辞调,音靡节平.”[19]评晋代诸人曰：“逮于晋世,则傅玄晓音,创定雅歌,以咏祖宗.然杜夔调律,音奏舒雅,荀勖改悬,声节哀急；故阮咸讥其离声,后人验其铜尺,和乐精妙,固表里而相资矣.” [19]刘勰评价诗歌优劣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作品的音乐性,此期诗歌仍然与音乐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
隋唐时期,诗歌与音乐的距离逐渐疏远,此期文人创作的的乐府诗大多已经不再配乐演唱,钱志熙先生认为唐代“文人于乐府诗的趣味已完全由音乐转向文学”[25].尽管如此,唐代诗歌同音乐的关系并未隔断,只是更进一步疏远而已.唐玄宗精通音律,宫廷中流行着演唱诗歌的风气,朝廷中设有专门的乐府机构,这些机构的职能是采诗配乐,文人乐府诗中的一部分仍然是配乐的.唐人对诗歌的音乐性还是非常重视的,白居易说：“古人唱歌兼唱情,今人唱歌唯唱声” [26],杜牧曰：“诗者可以歌,可以流于竹,鼓于丝,妇人小儿皆欲讽诵.” [27])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部分诗歌被配乐演唱的事实.典籍中关于诗歌演唱的记载非常多,王维的《阳关三叠》被广泛传唱,旗亭画壁的故事反映出王昌龄、高适、王之涣的诗歌也被广泛传唱.白居易言：“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哉？’由是增价.” [28]这里的“诵”实际上是演唱.中唐以后,古典诗歌的音乐性特质逐渐失却,罗根泽曰：“初盛唐诗人,率先为乐府,然后以乐府为诗.乐府在汉魏虽有谱,而至唐代则久已亡佚,故唐人为乐府,不过效法歌词,并不能依照乐府曲……中唐以后,乐府沦亡,诗人无乐府之根基,遂逐渐走入工整雕琢之路矣.”[29]因为与音乐的关系逐渐疏远,所以中唐以后的诗歌逐渐形成一种新的诗歌类型.总体上来说唐代配乐演唱的诗歌不如六朝时期多,而且诗人以自然声腔吟唱诗歌毕竟没有配乐演唱所产生的音乐效果强,诗歌的音乐性和六朝时期相比呈下降趋势.
到了宋代,只有极少数诗歌曾经配乐演唱,如苏轼《中秋月》(暮云收尽溢清寒)配《阳关曲》演唱[30],绝大部分诗歌并不配乐演唱.朱谦之曰：“宋人本不知诗的唱法而强做诗,所以做出来,不是尖新,就是生硬；不是萧索,即是颓唐；而且就诗体来论,也只会做韵,不会做诗.”[31]认为宋诗失去了与音乐的关系.由于宋人“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11]十分重视作诗的法度而不重视诗歌的音乐性,所以诗歌逐渐失去音乐性,即使有少数才情俱佳适宜演唱的诗歌也是被改写为词体来演唱,如黄庭坚七律《光山道中雪诗》,王晋卿取其中“山衔斗柄三星没,雪共月明千里寒”为《鹧鸪天》词而歌之.[30]宋代大部分诗歌并未曾配乐演唱,只具有供文学欣赏的纯文本的意义,诗歌同音乐的关系完全疏离,配乐演唱已经成为词的专利.郑樵论宋代文学时曰：“乐府之道,或几乎息矣.”[17]就是针对这种情况而言.
诗歌同音乐之间关系的疏离,造成诗歌类型的变迁,诗歌意象由自然化向人文化的递转,诗歌中表现作者才学呈递增趋势,中国古典诗歌艺术逐渐走向失落.
上述这些论述是从民国学者对于中国诗歌的价值判断、诗史分期的观点中推衍而来的,民国学者的诗学观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理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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