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论文网
这是一篇与分析论文范文相关的免费优秀学术论文范文资料,为你的论文写作提供参考。
基于路径依赖视角分析明代朝贡贸易
■潘洪岩1 张 柳2
摘 要:明代在世界经济贸易发生巨大变化的背景下,依旧选择了继承朝贡贸易.而朝贡贸易作为一种依托市舶管理制度的基础上实行的政府垄断、对海外贸易官控商营的贸易方式,其本身具有缺陷,无法跟上大航海之后的世界经济发展的脚步,因此明代朝贡贸易从兴起转向衰亡仅仅用了百余年.明代初期,统治者继承了前代各朝辽阔疆域的同时,也深受前代各朝的对外政策、管理理念以及制度体系的影响,不论从高效性还是实用性上,都使得继承前代有效制度成为明初统治者最经济和最节约成本的制度选择；进入明代中期,当中外海商集团兴起,朝贡贸易出现危机、走向衰弱之时,初次制度选择的路径依赖导致明代统治者为了挽回“沉没成本”,只能采取措施继续维护这种落后的外贸管理制度,结合经济史,从路径依赖角度探讨明代统治者选择和维护朝贡贸易的原因,是一种新的视角和尝试.
关键词：明代 朝贡贸易 制度选择 路径依赖
中图分类号：F71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7）10-035-03
一、问题的提出
周边国家统治者通过贡使向中国皇帝“朝贡”,中国皇帝对他们进行“回赐”,在这一过程中贡使携带大量私物与中国进行贸易交易,这种交易方式就是“朝贡贸易”.朝贡贸易形式历史悠久,早在汉代以前就存在,明代建立之初就继承前代,依旧选择朝贡贸易,而朝贡贸易作为一种依托市舶管理制度的基础上实行的政府垄断、对海外贸易官控商营的贸易方式,其制度本身就具有缺陷,不适合时代的发展和需要,无法跟上大航海之后的世界经济发展的脚步,因此明代朝贡贸易从兴起转向衰亡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问题有二：
首先是明代初期的统治者为什么会选择朝贡贸易这种贸易方式呢？
其次是当私人海上贸易迅速发展,中外海商力量兴起,朝贡贸易在明代中期出现危机的时候,为什么明代统治者继续采取措施维护这种落后的制度呢？
本文试图结合经济史从路径依赖角度探讨明代统治者选择和维护朝贡贸易的原因.
二、结合经济史从路径依赖角度进行分析
探讨明初统治者选择朝贡贸易的原因之前首先要回顾一下明代以前朝贡贸易发展：
汉代以前,早在周朝的春秋和战国时期,中国的造船和航海技术就已经有了较高的水平,比如临海的吴、越两国,都拥有了一定规模的海商船队,配备了专业的人员和设备.因为历史文献记载有限,我们无法确定朝贡贸易到底始于何时,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最晚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私人海上贸易活动已经出现,当秦始皇派官员徐福率领数千童男童女去海外求仙,给他巨大数目的钱财到海外求取仙药的过程,就很像是一次大型的海外贸易活动,只是徐福去了日本之后久居不回而已.但这次大型的航海活动让我们了解到早在秦朝时期,较大规模的海商贸易活动就已经成为可能.由此可以推测,在此时或者更早的时候,小型的海外贸易活动也是可能的.春秋时期的齐景公既然可以“游于海上而乐之,六月不归”,吴国也能派出一只大型的水师从陆路攻打齐国,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已经具备了进行较大型海外贸易活动的能力.
由于海外贸易数量甚少,因而基本谈不上有什么明确的海外贸易政策.最早的海外贸易记载可以从《尚书?禹贡》中找到：“嵎夷……厥贡盐、葛狶,海物惟错.”这里说的嵎夷,在《后汉书?东夷传》中指东夷.有点学者认为它泛指东方海上各民族,有的学者则认为指的是朝鲜,不论是何种解释,其必然包括某些海外国家和民族则毫无疑问.这些海外国家在夏禹时期就向中原王朝贡纳盐、细葛布和各种各样的海产品.中原王朝的统治者也不会不有所回赠,这可能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通过海路进行的朝贡贸易了.
进入汉代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对外交往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新时期.这时候,不仅在西北陆路出现了一条连接欧亚大陆的繁忙的“丝绸之路”,在东南海上也出现了一条“海上丝绸之路”.根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在“地近海”的交趾、日南（今天的越南）,“中国往商贾多取富焉”.另外,历史记载还提到了一条中国商船去南海和印度洋一带的航线：船舶从合浦郡的徐闻（今天的广东省徐闻县西）出发,经过都元国（今天的马来半岛）,再陆续经过邑卢没国和嵁离国（均在今天的缅甸沿海）,最后抵达黄支国（今天的印度南部）和已程不国（今天的斯里兰卡）.当时,这种贸易主要目的是为朝廷宫廷内部换取奇珍异宝,主持和管理者主要是朝廷的宦官（黄门）.
以前人们都知道通过陆上丝绸之路,中国丝绸经过阿拉伯人之手大量运到罗马帝国.实际上,当时中国的丝绸也有很多事经过海商贸易转运到罗马的.中国商人将丝绸等中国物品运到印度南部,一些罗马和阿拉伯商人再将这些商品经过红海运往埃及的亚历山大港等地,然后通过地中海运到罗马.罗马帝国当时被称作大秦,其商人“与安息,天竺交布与海中,利有十倍……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彩与之交易,故遮阂不得自达.至桓帝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外献、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这是中国与罗马帝国直接交往的最早记录,而且是通过海路进行的.学者们认为,来者可能不是罗马使臣,而是罗马商人.他们可以直接见到中国皇帝,而此以前从未通中国,可以看出汉王朝对海外商人是持欢迎态度的.
汉代不仅在内地设立“关”,用来稽查行旅,向商人征税,而且还在临近海港设立了“海关”,并设置了“候”进行管理.《列女传》记载：某珠崖死后,“遂奉丧,归至海关.关候、土吏搜索,得球（珍珠）十枚于继母镜中”.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海关记录.当然,汉代的海关和现代的海关在职能上有很大的差别,它的原意就是设立在海边的“关”.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海关”上有“候”官,还有一些“士”和“吏”,其主要职能是负责稽查.
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短命的王朝,国力一度极为强盛.隋朝统一中国后,在海外贸易方面有一些新的措施.隋朝不但在沿边设立“交市监”,隋炀帝时期还“置四方馆于建国门外,以等四方使者……掌其方国及互市事”.从“交市监”和“四方馆”当时执掌来看,主要是掌管着国内各民族间的贸易,但是也兼及与海外各国交易之事.
进入唐代,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其海外贸易也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当时,不仅很多国家和地区的使者、僧侣、留学生纷纷来到中国,还有很多商人不断来中国进行贸易.中外学者都公认,在当时,唐朝是世界上文明发展程度最高的国家,国力强盛,胸怀博大,国门洞开,对海外诸国来华的各色人员一律抱欢迎的态度,并且给予很多优待.当时和唐王朝交好的国家有70多个,很多外商长期在中国居住,有力的促进了当时中外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唐朝初年,唐王朝通过西北陆路与中亚、西亚诸国有着紧密的交往,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唐军在桓罗斯（今天的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市）为大食所败,西北陆路大体阻绝,东南海路的对外交往更加发展,这时候,中国的船只不只在波斯湾有频繁的商业活动,而且到达了非洲东海岸和埃及等地.阿拉伯商人苏莱曼曾经到过印度和中国,在他写的《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就描述了中国商船到北非的海路航线.当时,中国商船往往先把货物运到波斯湾口的西拉甫,然后使用小船经过红海运往埃及.在阿拉伯著名的文学作品《天方夜谭》中,航海经商是重要的题材之一,其中有不少故事都写到了与中国的贸易.
进入宋代,宋代在中国历史上十分重视海外贸易,虽然宋代并不是一个盛大的王朝,但是商品经济发展程度却远远超过了前代.造船和航海技术明显提高,指南针被广泛用于航海,中国商船已经不需要像以前那样沿着海岸线航行,从而开辟了由印度南段横渡印度洋到东非的航线.另外,宋代未能实现大一统,西北陆路交通隔绝,所以就锐意发展东南的海外交往.正是在宋代,中国东南沿海出现了天妃崇拜,把天妃尊为海上航行的保护神.在惊涛骇浪的大海上航行,不像在内河航行那样,安危难以预知,所以人们就希望得到神的庇护,于是就出现了天妃崇拜.这恰恰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宋代航海事业的发展.
进入元代,元在对外交往中采取了一种世界主义的政策,不仅在文化上对世界各种宗教兼容并包,还在经济上采用重商主义政策,积极鼓励海外贸易,鼓励中国商品出口.
元朝初期,在沿海的港口设立了七处市舶司,后经过合并,仅保留了广州、泉州、庆元（宁波）三处,其中尤以泉州的海外贸易最为繁盛.
最后,赚贩进口货物也要征税,即商人传贩藩货,在出售之地抽税,一般情况是“细色于二十五分之中取一,粗色于三十分之一中取一”.
由此可见,元代的市舶制度管理和征税制度更加的完备,再加上中外海商“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元代的海外贸易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市舶收入也很是可观,成为了元王朝的“军国之所资”.
由以上我们可总结出：在明代以前,汉朝、唐朝、宋朝、元朝的朝贡贸易都十分发达,已经形成了制度化和专业化的管理体系：
在机构管理方面,朝贡贸易设有专门的管理机构,从唐朝开始设立有专门的市舶司机构,负责处理朝贡贸易中关于贡期、贡道和贡使等方面的问题；在货物交易方面,封建王朝为了垄断海外贸易的利润,实行抽分制度和贡物定价制度,其中抽分制度的税率一般在10%~20%之间,关于贡物定价制度是统治集团为了牢牢控制海外贸易的权而制定.
在地方层面上,设立多处市舶司机构,派专人负责接待贡使并对货物进行勘合；在层面,由礼部委派官员专门负责贡使的朝觐和管带安排,并且提供专门的地点,为贸易交易提供服务.
在监督体系上,除了地方长官（一般是海道副使级别的官员）监督市舶司官员,对其进行考核和奖励外,层面还不定时派出宦官（黄门）对各地市舶司进行指导和抽查.
可以看出,明代以前,朝贡贸易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和完备的制度体系.
当历史的车轮进入明代之后,明代第一个统治者朱元璋面临的问题,其实最关键的就是如何能够最快速和有效地建立起一个强大的稳固的政权,好在明代之前不是历史空白,前朝各代留给明初统治者一套又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体系,不单单是朝贡贸易,可以说有利于巩固政权的任何一个制度都在明初统治者的接纳范围里面,根据道格拉斯的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制度的变迁如同技术的演进一样,也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一旦制度走上了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强化.所以,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也可以说,正是明代以前的统治者选择了朝贡贸易,影响了明代统治者的路径选择.因此,为了巩固新生政权,明初统治者实行海禁、建立市舶司、施行朝贡贸易便成为了顺理成章的政策选择.
接着,我们来探讨一下明代中期,当朝贡贸易陷入困境时,明统治集团如何应对的？
洪武初年,先后设置太仓黄渡、浙江、福建、广东等市舶司,在“厚往薄来”大原则上完善了贡期、贡道、勘合、宴赏等环节,初步建立明代特色朝贡贸易体制,前来进行朝贡贸易的国家络绎不绝.根据统计,洪武年间海外各国由海路前来朝贡有116次,琉球最多,为21次；暹罗、高丽次之,均为20次；占城19次；此外为爪哇、真腊、三佛齐等国.
永乐年间,明代朝贡贸易进入鼎盛：明成祖以藩王的身份篡夺皇位,在对外贸易政策上,调整了洪武时期的“守备为上”政策,主动出击,亲征漠北,出击鞑靼和瓦剌,经营东北和西南,派遣郑和等出使西洋,一方面寻找建文皇帝的踪迹,一方面积极推动朝贡贸易,进而建立起了一个符合正统礼制的朝贡体系.
在管理制度上,具体调整如下：
首先,减免征税,招徕贡使.为了鼓励海外诸国来朝贸易,明朝厚待贡使,对其进行附载的货物减免征税,对不遵守贡例来贡者,悉皆宽宥.
其次,放宽贡期、贡道限制.洪武年间诸国贸易一般为三年一朝,永乐年间不受此限制,“愿入中国者听”,不依照贡道朝贡着也予以接纳.
另外,复设市舶司.永乐元年,恢复广东、福建、浙江三市舶司,朝贡贸易管理重新走上正轨.永乐四年平交趾,增加了云屯市舶司.
永乐年间明朝朝贡贸易取得巨大成功,首推郑和下西洋.郑和下西洋以江苏为基地,大多从福建启航,驰向海外.郑和船队规模巨大,第一次郑和下西洋,军士和水手多达2.7万余人,分乘宝船60余艘.船队使用罗盘,所至以瓷器、丝绸、金银等交易海外珍物；航程远达东南亚、南海、印度洋、波斯湾、东非海岸各国,充分展示了明朝雄厚的国力.
但是,到了洪熙、宣德年间,私人海外贸易蓬勃发展,中外商人强烈要求明统治者开关通商,朝贡贸易难以为继.来朝贡的国家就剩下了17个,共49次；只有占城、暹罗、苏门答腊、琉球等国比较频繁来朝进行贸易.此时此刻,统治集团内忧外患之下,面临的选择有两个,一是允许私人从事海外贸易,放开海禁；一是继续实行海禁,维护朝贡贸易.从经济层面上看,选择后者因为要使用大量的军事力量控制漫长的海岸线,因此必须花费巨大的经济成本,而选择前者不但可以节省庞大的军事开支,还可以开关收税,增加明朝的税收收入.对比起来明代统治者显然可以选择用成本最小的开禁通商的制度变迁来解决困境的.
但是事实上与之相反,明统治者首先派遣汪鋐统领广东军队,将葡萄牙海商驱逐出屯门.其次,委派朱纨统领浙闽军队,整顿海防,使用军事力量沉重的打击浙江沿海中外私人海商贸易.
嘉靖十六年（1537年）五月,当时葡萄牙海商已经占据广东屯门,与中国海商展开了频繁的贸易.力主海禁的邱道隆和何鳌上疏劝说皇帝驱逐葡萄牙海商.嘉靖皇帝下令广东海道副使汪鋐亲督,加强海禁,汪鋐经过三个月苦战,终于将葡萄牙人驱逐除了广东海域.一度曾经是最繁忙的广东港口,变成一潭死水.葡萄牙人北上浙江海域,继续和中国沿海海商进行贸易.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六月,当中外海商已经实际取得了浙江海域的贸易权时,浙海局势已经完全失去控制的情况下,巡按御史史九泽上疏建议：“浙江宁、绍、台、温皆滨海,界连福建福、兴、漳、泉诸郡,有倭患,虽设立卫所城池及巡海副使、备倭都指挥,但海寇出没无常,两地官员不能统摄,制御为难.请如往例,特遣巡视重臣,尽统海滨诸郡,庶事权归一,威令易行.”在当时内阁首辅夏言的支持下,七月,打破闽浙两省向不设置巡抚的惯例,任命正在提督南赣汀漳军务的的右副都御史朱纨为浙江巡抚,监管福建福、兴、漳、泉、建宁五府海道,并监督军务.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四月,朱纨经过精心准备,首先向海商聚集的重要据点双屿岛发动强大攻势,攻破了这个中外海商经营多年的贸易中心.彻底摧毁了双屿岛.
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三月,朱纨又指挥明军在走马溪大败海商力量,将中外海商逐出浙江海域.
中外海商利益集团在中国浙江沿海的贸易活动遭受到重大挫折后.随后海商利益集团的贸易中心逐渐转向了福建沿海.
到了天启年间之后,明代统治者的军事打击措施已经收效甚微,随着满清在北方威胁明朝的统治根本,明代统治者再也无暇南顾.到了崇祯年间,曾经轰轰烈烈的朝贡贸易已经名存实亡了.
道格拉斯在路径依赖理论中指出：“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迅速优化；也可能顺着原来的错误路径往下滑；弄得不好,它还会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之下.一旦进入了锁定状态,要脱身而出就会变得十分困难,往往需要借助外部效应,引入外生变量或依靠政权的变化,才能实现对原有方向的扭转.”
明代的朝贡贸易制度体系,因为维持了权贵集团的垄断利益,极大地损害了中外海商的权益,明代中期统治者没有清醒地看到这一点,虽然为了建立这种贸易体系前期已经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包括在沿海广置卫所、建立市舶司等等,但是随着海商集团实力的不断壮大,不满足于对海外贸易的垄断,海商集团必然会与之发生冲突.而原有的朝贡贸易制度体系,固步自封,不思进取,不但行政效率低下,而且经济成本高昂,已经远远落后于先进的世界经济贸易制度,陷入到了无效率的状态之下.在这种情况下,明代统治者的极力维护朝贡贸易,大力打击中外海商私人贸易,只能证明是整个政权已经被这种垄断暴利模式所绑架,深深陷入路径依赖的漩涡无法自拔.
三、结论
在明代整个朝贡贸易体系的背后,牵连着庞大的利益群体,由于以往封建统治者多年来施行朝贡贸易,已经形成了以统治者为核心的朝贡贸易既得利益集团,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在以拥有统治权的达官显贵、皇亲国戚为代表,在地方以拥有实际管理权的市舶太监和市舶司官员为代表,为了满利益集团的利益,他们使用武力和法律禁止私人从事海外贸易,垄断了整个国家的海外贸易,并从中获得了无数的财富.尝到过甜头的既得利益集团,对已有的朝贡贸易制度必然拥有着狂热的喜爱,只有巩固和强化现有制度才能保障他们继续获得源源不断的利益,所以,不管新制度更有效率或者更先进都无法使得这个既得利益集团感兴趣,去破坏他们已经投入巨大的人力和财力构造的贸易体系,因为这样会使得既得利益集团自己在前期的巨大投资变成一堆废纸,这种巨大的浪费使得统治者在做出选择的时候对以往的投资考虑更多.可以说,明代初期,选择朝贡贸易是一种对前朝的模仿和继承以及对当时现实利益的考量,但是到了明代中期,当朝贡贸易的巨大弊端显露出来的时候,明统治者仍旧选择维持朝贡贸易,沉没的成本是主要原因,路径依赖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基金项目:辽宁省社科联辽宁经济社会发展立项课题（20171s1ktyb-137）]
注释：
《后汉书》卷八十八《大秦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
《元史》卷九十四《食货志二》,中华书局,1982年版
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译,1997年版本
陈锡仁.《皇明世法录》卷十一《文皇帝宝训》
《明史》卷二百五,《朱纨传》.
晁中臣.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本
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译,1997年版本
参考文献:
[1] 《唐国史补》卷下.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3] 《宋史》卷二百六十八.张逊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
（作者单位：1.辽宁大学经济学院 辽宁沈阳 110036；2.辽宁大学经济学院 辽宁沈阳 110036）
[作者简介：潘洪岩,男,汉族,辽宁省大连市人,辽宁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制度经济学和经济史.张柳,女,满族,河北省河间市人,辽宁大学经济学院西方经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西方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 （责编：若佳）
分析论文范文结:
关于本文可作为相关专业分析论文写作研究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分析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