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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和叶芝诗作中爱概念隐喻的对比

张晨,王斌

(上海理工大学 外语学院,上海200093)

【摘 要】概念隐喻能够帮助人类更好、更清晰地了解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在英、汉语言中常常采用概念隐喻来表达“爱”这一抽象概念.本文旨在通过对中英两位现代诗人徐志摩以及叶芝的诗歌中有关“爱”这一概念隐喻的比较研究,探讨其在英汉两种语言中的共性和差异性.人类相似的体验决定了概念隐喻的一致性,而所处自然社会环境的不同及各自形成的特有的文化传统又决定了概念隐喻有其特殊性.因此,对两种语言中“爱”的概念隐喻的异同进行对比研究也有助于发掘人类认知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关键词】概念隐喻;文化差异;认知机制

中图分类号:I106.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3-0242-02

传统隐喻研究大都将隐喻看作是一种单纯用于修饰话语的语言现象.而认知语言学家Lakoff和Johnson认为,隐喻更为重要的是人的一种认知方式(Lakoff & Johnson[1]8, 1980).隐喻由两个域构成,一个结构相对清晰的始源域和一个结构相对模糊的目标域.隐喻的认知力量就在于将一个始源域的图式结构投射到目标域上,以使我们通过前者来理解后者.认知语言学认为“语义以会话者会话时所处的情景设置为需要,而不仅仅是以语言的客观实在为基础.”(宁全新[2]69, 1998)这便意味着语义的形成须有人的参与,而情感因素是不可忽视的.情感作为人类对世界的体验,其深层次是比喻性质的.因此,要系统地研究情感的概念组织,理应从隐喻的视角加以理解.在表达人类情感的文学语言形式中,诗歌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正如Lakoff和Turner所说,诗性思维利用日常思维的机制,但它对日常思维进行扩展,加以细化,并将其以不同寻常的方式结合起来(Lakoff &Turner[3]67, 1989).

当代隐喻认知理论认为,隐喻是我们对抽象范畴进行概念化的有利认知工具(Ungerer & Schmid[4]114, 1996),人们常常将抽象情感隐喻化.本文以人类基本情感中的“爱”的隐喻表达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中英两位现代诗人徐志摩以及叶芝的诗歌中有关“爱情”的概念隐喻的比较研究,探讨“爱情”概念隐喻在英汉两种语言中的共性和差异性.概念隐喻是建立在人类体验基础上的认知工具,人们通过隐喻化抽象为具体,来感知抽象的情感“爱”.人类相似的体验决定了概念隐喻的一致性,而人类所处自然社会环境的不同及各自形成的特有的文化传统又决定了概念隐喻有其特殊性.因此,对两种语言中“爱”的概念隐喻的异同进行对比研究也有助于发掘人类认知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一、“爱”的概念隐喻的同质性

“爱”作为一种抽象的情感,具有极为丰富的象征性内涵.人们只能借助一系列隐喻概念试图给出具体的阐释,以使其得到充分的理解.在中英两位现代诗人徐志摩与叶芝的诗作中,“爱”的隐喻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些隐喻于共同的始源域形成一系列隐喻的表达.

(一)爱是火(LOVE IS FIRE).The fire than stirs about

her, when she stirs, 每当她走动,那团火焰伴随她屈伸,Burns but more clearly. 只会燃烧得更加艳丽.

——THE FOLLY OF BEING COMFORTED(Yeats[5], 2009①)(新浪博客 fang 译)

休道她淡漠,冰心里满蕴着热恋的火星——《月夜听琴》(徐志摩[6], 2012②)

我咽住了我的话,低下了我的头:火灼与冰激在我的心胸间回荡,啊,我认识了我的命运,她的忧愁——《在那山道旁》

当人们处于一段真挚的恋爱关系中时,会感受到对方体贴的照顾,就像是火给予人们温暖一样.另外,恋爱中的人们对于彼此充满热情,人的身体也会随之发生物理变化,是火给予人们温度的一种体现.这是人们对于周围环境变化的感知在认知上的体现.此外,火带给人们身体上的疼痛就是人们在爱中受到的情感创伤,所谓浴火重生也是人们在爱中成长改变的照应.

(二)爱是商品(LOVE IS A COMMODITY/BUSINESS).And who could play it well enough 如果对爱耳聋,拙舌,目盲,

If deaf and dumb and blind with love 谁有能在游戏中将爱珍惜?

He that made this knows all the cost, 作此劝之人知道代价昂贵无比,

For he ge all his heart and lost. 因他曾将真心尽献而损失殆尽.

——NEVER GIVE ALL THE HEART(黎历 译)

我负了你——《落叶小唱》

她的负心,我的伤悲——《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个方向吹》

经济的发展推动着社会的发展,不管是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还是英国18世纪的工业社会,经济的发展都起着“挑大梁”的作用,这点在文化中同样有所反映.当两个人相恋时,物质与精神上的付出必不可少,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两个人之间的彼此付出就是商品的物物交换.在这种交换中,爱得以延续.爱中的平等、互相尊重也照应着商品交换中的等价交换原则.所以叶芝才会感慨到“作此劝的人知道代价昂贵无比”,因为当其中一人付出,而对方没有给予任何回馈时,他/她是处在负债方位置的.这也同样反映在徐志摩诗行“她付了你”之中.这就是商品交易的过程.买家付钱,卖家给货,成交.

(三)爱是战争(LOVE IS WAR).Beauty that we he

won from bitterest hours, 我们曾历经千辛万苦赢得的没人儿

——WHEN HELEN LIVED(新浪博客 小山的风 译)

我走近来了;你迷醉的色香又征服了一个灵魂——我是你的俘虏!

我站在潭边,我站在你的背后,——我,你的俘虏.

我已将你擒捉在手内!我爱你,玫瑰!——《情死》

在此概念隐喻里,爱情被比作战争,情场演变成战场,异性被当作战利品.战争中的冲突被看做是动物、人类发展背后的创造性力量.特别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英两国.因此“战争”的隐喻涵盖着社会历史因素.并且人们也考虑到获得“爱”就如同赢得战争一样耗费时间,需要莫大的努力.

从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自然界许多相同的物理属性、人类共同的生活特性和情感体验决定了不同民族、不同语言的人们在表达情感概念时会产生不容忽视的共性,尽管人类表现“爱”的方式不尽相同,但“爱”的概念是相通的,“爱”的行为本质是一样的.因此,在人的思维与语言方面有同质性.

二、“爱”概念隐喻的异质性

隐喻是一种重要的认知工具,所有的规约性的概念隐喻都基于人类普遍的身体体验及隐喻思维的共性,但人类的身体体验及思维都依存于各地不同的文化体验,因此也表现出明显的民族文化特征,并且形成本民族特有的来源域.

(一)徐志摩诗作中“爱”的概念隐喻

1.爱是音乐/乐器

却不知道黄昏和琴音

联就了你我的神交?——《月夜听琴》

我灵魂的琴弦,感受到无形的冲动——

但这微妙的心琴呦,

有谁领略,

有谁能听!——《威尼斯》

中华民族自古对“乐”的社会作用颇为关注.人们常常用音乐来向心爱之人表达爱恋之情.如少数民族地区男女的对山歌,中国古典诗歌总集《诗经》中被吟唱的诗歌等都是鲜活的例子.因此音乐和乐器便成为一种认识抽象事物的工具.如“和如琴瑟”便是对爱人之间和谐关系的隐喻表达.

2.爱是月亮

柳梢头有残月挂——《半夜深巷琵琶》

一样是清光,我说,圆满或残缺.

一样是芬芳,她说,满花与残花.

但这莺,这一树花,这半轮月——我独自沉吟,对着我的身影——她在那里,啊,为什么悲伤,凋谢,残缺?——《客中》

传统汉文化长期受儒家、道家哲学思想的影响,尤其是道家学说中的阴阳理论的影响.阴和阳原指日光的正反两面,向日为阳,背日为阴.而在中国古代思想家眼中,一切事物现象都是包含着正反两面.其中“凡属表露于外的、热的、实的、开放的、急速的等均归入阳类;凡属隐含于内的、寒的、虚的、晦暗的、平静的、迟缓的则归入阴类”(齐振海&巩玉环[7]84,2006).中国人认知中的爱情属于阴柔之美根源于老庄的“阴论”哲学.因此,在中国人的认知上会产生爱是月亮的隐喻概念,而恋人相守便成为“满月”,形单影只的恋人则是“残月”.

(二)叶芝诗作中“爱”的概念隐喻

爱是珍贵的事物(LOVE IS A VALUABLE THING)

That every year I he cried, At length 曾经每一年我都呼喊“总算

My darling understands it all, 我的爱人明白了这一切,Because I he come into my strength 因为我已用尽全力

——WORDS(艾梅 译)

But dear, cling close to me; since you were gone, 但是,亲爱的,靠近我;自从你走后,

My barren thoughts he chilled me to the bone. 我贫瘠的思想已寒彻我的髓骨.

——RECONCILIATION(黎历 译)

这类隐喻在叶芝的诗作中非常普遍,它植根于西方工业化进程以及物质至上主义.随着西方工业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金钱的渴望与日俱增,人人都渴望通过个人的努力积累财富,个人财富的多少成为个人成功的衡量因素,所以人们想方设法获取财富,如:珠宝,艺术品等,人们对于珍贵事物的渴望就如同我们对于心爱之人的珍视.

三、结束语

通过对徐志摩与叶芝诗作中“爱”的概念隐喻的对比研究,我们不难看出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更是我们的认知工具.隐喻的语言环境来自文化背景体验,因而文化模式限制了隐喻概念的形成.在两位诗人的作品中,“爱”的概念隐喻部分来源于同一源域,而这些共同之处则是基于人类思维的共性及人类基本的身体体验.另一方面,在两位诗人的作品中,“爱”的概念隐喻也存在着极大的不同.身体体验离不开特定的物理、社会和文化环境,这些不同便是植根于不同的文化模式、经济模式、宗教信仰、传统风俗等.这项对比研究表明概念隐喻不仅反映了一种语言的文化背景,同时也反映了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思维及认知模式的差异性.因此对“爱”的概念隐喻的更深层次的理解,除了借助于语言外,还必须借助于这一语言依存的文化背景知识及我们生活的认知体验.

注释:

①文中引用叶芝诗歌(英文版)均摘引自The Collected Poems of W.B.Yeats.

②文中引用徐志摩诗歌均摘引自《志摩的诗(徐志摩经典诗歌全集)》.

参考文献:

[1]Lakoff,G. &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d by[M].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

[2]宁全新.“Anger”与隐喻[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1998,(5):69.

[3]Lakoff, G. & Turner M. More Than Cool Reason:A Field Guide to Poetic Metaphor[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9:67.

[4]Ungerer F. & H.J.Schmid.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M].London: Advision Wesley Longman Group Ltd, 1996:114.

[5]Yeats, W. B. The Collected Poems of W.B.Yeats[M].Wordsworth Editions Ltd,2009.

[6]徐志摩.志摩的诗(徐志摩经典诗歌全集)[M].上海:立信会计,2012.

[7]齐振海,巩玉环.“爱情”隐喻的认知阐释[J].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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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福尔摩斯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