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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和柏拉图诗学态度的比较

摘 要:作为中西文化源头的两位杰出代表,孔子与柏拉图在相似的时代环境与人生经历下,呈现出思想上的诸多巧合,而在诗歌问题上,态度则迥然相异,孔子主张学诗,柏拉图驱逐诗人.二人不同的诗学态度有着来自历史背景、思维路径、自然地理方面的影响因素,折射出中西方传统文化在情理关系与艺术传达上的显著差异.表面来看,诗学态度迥异,实则作为道德教化与宗教神化的外部手段,本质上皆归于统一的政治目的.

关键词:孔子;柏拉图;诗学态度;道德教化;宗教神化;政治目的

孔子(公元前551 -公元前479)与柏拉图(公元前427一公元前347)都是两千多年前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他们二人分处于古中国与古希腊,却都兴办教育,提出了各自的文艺主张.作为中西文化源头的两位杰出代表,他们身逢乱世,却跨越地理的鸿沟,在大体相近的时代环境下,呈现出诸多的历史巧合性.然而,巧合之余,颇有趣味的是,在这相近的时代环境与人生经历下,他们对待诗学的态度却截然相反:孔子肯定诗,柏拉图则否定诗及诗人.二人为何会出现诗学态度上的巨大差异?他们的态度果真截然相反吗?本文正是由此人手,将孔子与柏拉图进行比较,探究现象背后隐藏的深层内涵.

一、对诗学的不同态度

孔子的思想主要见之于《论语》一书,由其弟子及再传弟子记录了他的一言一行.孔子对待诗的态度,也散见其中.他赞赏《诗经》的内容,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日:‘思无邪’.”在他看来,诗的内容皆出自作者的真性情,直抒己怀而无半点虚假之意,这就从创作者的角度对诗给予了肯定.与此同时,他还从鉴赏者的角度肯定诗.子日:“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兴”“观”“群”“怨”现多被归结为诗的社会功用或诗歌欣赏的美感心理,倘若细加分析,孔子对于诗学的态度多半是从这类接受论的角度给以肯定的.他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亲自教导儿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如若弟子学诗可达触类旁通,从诗文推及事理乃至人生,他就更为赞赏.如子贡由“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不如“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悟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之意,通晓了精益求精之理.另有子夏由“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及“绘事后素”悟出先有忠信之美,而后“礼”以素色增内质之绚丽.以上,孔子对待诗学是持肯定态度的.

与孔子态度不同,柏拉图在其著作《理想国》中借苏格拉底之言明确提出了诗人的罪状,禁止诗人进入他们的城邦.他考察了赫西俄德、荷马和其他诗人所作的诗,认为他们写了虚构的内容,最为严重的毛病就是说谎.故事中出现了神和神战争、搏斗、互相谋害这类事情,引发了灾祸.神还变化自己的形状,欺骗人们.他认为神只能是好的事物的因,不会造祸于人.而诗把神描绘得可怕,会让孩子们变得胆怯.把阴间描绘得恐怖,会让城邦保卫者的勇气消沉.英雄被描绘成伤心痛哭,人们就容易被本性中的自然倾向支配.另外,诗不过是摹仿,和真实差得很远.诗人喜好模仿人的无理性部分,讨好观众,这就很难培养起人们的理性部分.他说:“我们现在理应抓住诗人,把他和画家摆在一个队伍里,因为他有两点类似画家,头一点是他的作品对于真理没有多大价值;其次,他逢迎人性中低劣的部分.”进而又说:“我们要拒绝他进到一个政治修明的国家里来,因为他培养发育人性中低劣的部分,摧残理性的部分.”“显而易见,柏拉图对诗是持否定态度的.

二、形成不同诗学态度的影响因素

同样是诗,一肯定、一否定的相反态度,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还是诗有孰优孰劣、高下之分,又或是出于其他什么原因.想要探究这个问题,可以从二人所处的历史背景展开分析,逐层寻找原因所在.

(一)历史背景是不同态度生成的现实原因

丹纳说:“自然界有它的气候,气候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植物的出现;精神方面也有它的气候,它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艺术的出现.”每一种思想观念、价值判断的形成,都有孕育它生长的来自历史方面的大气候.

具体而言,孔子身处礼崩乐坏的东周春秋时代,诸侯征战,周礼破坏.《论语》有季氏“八佾舞于庭”“季氏旅于泰山”诸说,换言之,季氏作为鲁大夫,却僭越了天子之礼,受到孔子深斥,这就透露出孔子言礼的历史背景.正是在当时社会混乱、天下无道的历史条件下,孔子认为,“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于是,他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认为君、臣、父、子要各尽其道,人际相处应知礼守节.而要达于人道,他认为必本于人心,所以“诵诗三百”“三省吾身”“周而不比”,等等,无不是教人关注内在修养.

与孔子年代相近的柏拉图,所身处的历史背景是古希腊战争频繁,社会出现了阶级力量的对比变化,党与贵族党争权,其后贵族党失势,党当权.出身雅典贵族并站在贵族阶级立场上的柏拉图认为,“希腊文化在衰落,道德风气在败坏,而这种转变首先要归咎于诡辩学派所代表的势力的兴起,其次要归咎于文艺的腐化的影响”.他构建理想国,考察自荷马以来希腊的史诗、悲剧、喜剧等,认为诗人只是模仿者,得到的不过是影像,未曾抓住真理,诗的内容伤风败俗,容易让人们丧失理性.基于这两大罪状,他驱逐诗人,不允许他们进入他理想的城邦,试图纠正当时的社会风气.

(二)思维路径是不同态度生成的内部动力

不同地域下出现相似的战乱环境,却导致了不同的诗学态度,其内部原因在于两者思维路径的不同.面对社会混乱这一现象,两种不同的思维路径,也就内在地推动了两种不同的诗学态度.

孔子透过社会混乱这一外部现象,找到问题的本源在于人心.所以,由本源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他希望借助诗的学习,内修于德,培养仁道仁心,正是这一由内而外的思维路经.又有,子谓伯鱼日:“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主体生命广泛关照的重要体现,表面上我们讲日常,讲人伦,实则超世间.无论是孔子的“五十而知天命”,还是庄子的“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皆指向“天人合一”,极重生命体验与境界提升.关于学诗,在《论语》中有一则具体的例子,“南容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孔子赞许南容,将侄女嫁给了他,在于他一天三次诵读《诗经》中的白圭一诗,这首诗原是说白玉有了瑕疵还可以磨去,人若说错了话,便无可挽回.用于此,反映出为人行事的准则,烘托其人格操守与精神追求.由此而观,孔子肯定诗,关注的是主体人格的完善,代表着东方人追求生命的内在超越.

再来看柏拉图,与孔子先从内部本源着手不同,他看到社会混乱的景象,从诗人把神和英雄的性格描写得不正确这类局部问题起始,然后由表及里,由外而内,提出诗所存在的问题,要求制定法律,规范诗的内容.进而认为,一切诗人都只是摹仿者,如同镜子里的日月星辰,不过是在外形上制造了万物一切.再进一步,他认为只有理式世界是真实的,现实世界是对理式世界的摹仿,画家、诗人又是对现实世界的摹仿.诗并不真实,和真理隔着三层.如此般层层深入,表现出西方传统文化以“我”为视点,主客二分,怀有对客观世界不懈探求的精神.柏拉图提出“理式”这一概念,作为他对世界本源的解释,从外部现象到哲学本源,这其间的历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由浅入深,逐层深入,最终到达他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中的观念真理.

(三)自然地理是不同态度生成的先天因素

生存环境往往影响着一个人的性格特征、个性气质.同样,自然地理也可以造成两个民族思维路径的差异.在中西方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人爱航海,好探险.而中国人则喜好诗词书画,恬淡生活.这种差异或许可以从自然地理方面找到解释.

从古希腊的地图可以看到,这里濒临爱琴海与地中海,岛屿星罗密布、海岸线较长,土地贫瘠,加上小国寡民的生存境况,让他们将目光投之于海外.这种外向型的经贸方式,也成就了他们外向型的思维路径.西方人更注重探求外部世界的真相,追求真理.与之相反,古代中国则是一个自给自足、小农经济为主的农业社会,易于形成封闭保守、自足自乐的内在心理.如何修养成为一名“君子”“圣贤”,成为我国古代文人普遍的价值追求.

反过来说,先天而存的自然地理,潜在成就了中西方或外向或内向的思维路径,而这种一外向一内向的思维路径,正是孔子与柏拉图面对社会动乱的相似历史背景,前者选择诗教内化,后者驱逐诗人的原因所在,

三、折射中西方传统文化的差异

孔子与柏拉图在诗学问题上的不同态度,可以折射中西方传统文化的某些差异,这也反映出不同民族的文化特色.

(一)情理合一与以理制情

钱穆先生解释“思无邪”称:“三百篇之作者,无论其为孝子忠臣,怨男愁女,其言皆出于至情流溢,直写衷曲,毫无伪托虚假,此即所谓诗言志,乃三百篇所同.故孔子举此一言以包盖其大义.诗人性情,千古如照,故学于诗而可以兴观群怨.”孔子重诗重教,强调道德教化,由人心至于人道,宣扬仁爱之精神.由诗的情感宣教,达到感染人、教育人、规范人的目的.中国传统文化又并非一味重情,它也讲理,走中和之道.“子日:‘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此处,就是强调哀乐有度,也是情理相合的表现.

西方在情与理的关系问题上,则往往以理制情.在柏拉图那里,要求情感服从于理性的支配.他在著作中多次提及要制定法律,对文艺进行规范与审查,认为诗人逢迎了人性中无理性的部分,满足了人们的“感伤癖”和“哀怜癖”.出于理性的需要,他对诗人下了逐客令,称:“如果诗要怪我们粗暴无礼,我们也可以告诉她说,哲学和诗的官司已打得很久了.”可见,西方偏向从理性的角度对文艺加以阐释,毕达哥拉斯学派从数学的观点研究音乐,黑格尔在《美学》中提出艺术让位于哲学,诸如此类,西方文艺往往渗透着浓厚的理性色彩.

(二)经验述之与逻辑分析

从两种不同态度的阐述形式上,也可以见出中西方传统文化的另一个差异.中国传统著述多以简言简语、人生经验出现,如《论语》中的三言两语,零星汇总,虽不成形式上的完整体系,却于实质上形成统一的思想,实现后人与作者的精神交流.中国传统文化多以悟参道,需体验、感悟、神会,方能与作者心意相合.在经验与体验之间,更多地是凭直觉作为贯通的桥梁,而非严密的逻辑推理.《关雎》里君子辗转反侧之状,读罢犹现眼前,即是此证.经验之下,可能各人有各人的体会,不一而同.一部《论语》,许多字词就有多种争议、见解,加之表达上时而隐晦,托物言志,理解起来往往具有多义性. 西方在表达上则有着清晰的逻辑分析,借助层层推导,得出自己的结论.在《理想国》中,苏格拉底和阿德曼特有一段对话:

苏凡是善的都不是有害的,是不是?

阿照我看,善的就没有害.

苏不是有害的东西是否做有害的事呢?

阿 当然不会.

苏 不做害事的东西是否生祸呢?

阿不.

苏不生祸的东西会是祸的因么?

阿那怎么可能呢!

苏 那么,凡是善的都是有益的?

阿对.

苏 它是福的因?

阿 对.

抽丝剥茧式的逐层推理,一步步引向了作者想要阐述的结论.这样,在持续的问答引导中,有时是在相互辩驳中,得出的结论具有了充足的信服力.而这种信服,不是基于经验或感悟,而是在理性思辨的过程中,达成缜密的证明.

四、不同态度的殊途同归

表面来看,孔子与柏拉图在诗学问题上态度截然相反.实质上,彼此有着内在的相似.

(一)诗学态度背后的政治目的

孔子和柏拉图都重视诗歌的教育意义,《诗经》的文本经孔子之手编订,被他认为“思无邪:“哀而不淫,乐而不伤”.柏拉图在《法律篇》也提出过类似的看法,“教育就是要约束和引导青年人走向正确的道理”“先请你们这些较柔和的诗神的子孙们把你们的诗歌交给我们的长官们看看”.二人皆不同程度地涉及诗歌内容的审核与把控,可见,文艺作为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对思想引导的社会功效不可忽视.

一方面,孔子重视诗教,实则作为道德教化的手段,通过规范诗的内容,为社会各阶层提供礼仪典范.他提倡诗、礼、乐,维护周之礼,希望调和人际关系,稳定社会秩序.而这些修己于德的终极目的,则是为完成“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政治主张而服务.也就是说,政治目的才是孔子对待诗学持肯定态度的深层内涵.子日:“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他关注更多的是读诗而后的从政,或说学以致用.所以,孔子所谈的诗学,均是通过行为规范、德行培养,实现社会向他理想中的样貌行进.另一方面,柏拉图批判诗,实则作为宗教神化的手段,通过批判荷马以来的诗的内容,维护神的权威.他禁止诗里出现神和神战争、搏斗等内容,神只能是好的事物的因,不能灾祸于人.《伊安篇》里,他还认为诗人不是凭技艺完成诗歌,而是凭灵感,这种灵感来自于神力,将艺术家的才能禀赋加以神化.这些将神的地位神圣化的做法,也在根本上指向了他的政治目的.作为神权和贵族阶级利益的维护者,他反对势力对神话的瓦解,反对诡辩学派有关文艺的言论,所以诗学上的反对,也是政治上的斗争.故而,孔子作为周礼和封建秩序的维护者,柏拉图作为神权和贵族阶级利益的维护者,二人均借助于诗学,一定意义上实现了他们的政治目的.这种诗学态度的截然相反,在根本上是殊途同归的,统一于他们各自的政治主张.

(二)政治与艺术的关系

从孔子和柏拉图对待诗学的不同态度,可以见出政治与艺术的关系.政治并非是文艺发展的根本动力,但是作为艺术和经济的“中间环节”,政治与艺术的关系是上层建筑内并不平行却又相互影响的关系.政治对艺术的影响是重大的、直接的.在孔子身处的年代,作为政治目的产物下的诗学态度,必然打上主体的政治烙印.孔子对待诗学的肯定态度,就是受这种政治目的的影响.与之相同,柏拉图对待诗学的态度,也是站在自身阶级利益的立场上,持有了反对意见.政治既可以成为动力,促进艺术的发展,如孔子提倡诗学;也可以成为阻力,妨碍艺术的发展,如柏拉图反对诗学.统治阶级往往会利用艺术,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中国自汉代以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长期为封建统治阶级所用,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实现了艺术的政治化.而在西方艺术史上,一大批建筑、绘画、文学、音乐都能让我们见到宗教的广泛影响,神学可在政治上起麻痹被统治阶级意识的作用,让他们忍耐现世,渴望彼岸世界.政治与艺术的关系从中西方来讲不仅体现在其他方面,也体现在诗学观上,孔子与柏拉图在政治目的影响下的诗学态度恰是印证.

结语

孔子与柏拉图对待诗学的态度迥异,一个主张道德教化,一个维护神权地位,反映出东西方不同的文化特色;一个重情感宣教,自我完善,一个重理性探索,追求真理.此后,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循着对于客观真理的不断探求,在其《诗学》一书中反驳了柏拉图关于艺术是“影子的影子”一说,对诗的真实性给以了高度的肯定,认为“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的艺术,因为诗倾向于表现带普遍性的事,而历史却倾向于记载具体事件”.自此,西方文艺思想便沿着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两条路线发展.而在中国,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在封建社会长期处于主流价值,读书人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理想抱负,规范自我,带有明显的人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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