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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开放的风球第一家中外合资家电企业纪实
2017年4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为改革者撑腰》的评论,由项南当年以非凡气魄支持福日公司一事切题,“闻鼙鼓而思良将”,称他是“改革开放的大将”……
文│钟兆云
改革开放之初,国家提出可以搞中外合资、合作或外商独资办企业,并明确写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但由于“左”的思想没有清除,对此没有取得一致认识,几乎每一个大的项目、每一个没有先例的举措,都意想不到地毁誉交织.第一家中外合资家电企业福日公司的遭遇,就是其中突出的案例.
缘起
福建是赋予执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两个先行省份之一,对外开放后即与日本日立公司探讨合资兴办一家电视机总装厂的可行性.1980年12月正式签订合同开始筹建.1981年春,一座现代化的厂房便在热闹的福州五一路中段拔地而起.楼顶上矗立的厂徽最是引人注目,巨大,鲜红,双手捧日.福建日立电视机有限公司（福日公司）在福州诞生了.
福日公司是按照《中外合资法》建立的公司,这个新生儿一开始就成为议论的话题：我们是不是吃亏了？双方投资资产作价中方是否偏低,日方是否偏高？引进技术还要付“诀窍费”（专利费）,是否合理、合算？允不允许外国人赚钱？福日公司是不是日本工厂的“装配线”？此外,还涉及产品内销和外销的市场渠道问题,福日公司是否特殊灵活过了头、违反了统一计划？等等.这些争论,有的是工作上的正常议论,但也有很多是对企业性质问题、改革开放问题的争论,实质上也是怎样对待合资经营企业的问题.
1981年6月福日公司刚刚投产,国家电子工业部部长刘寅亲自前来调研.6月12日,他给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呈送报告,提出：对福建来说,利用现有厂房和设备作投资,没有花现汇,在短短的6个月内,就建起了两条能够装配出世界先进水平的电视机生产线,收到投资少、见效快的效果.具体的好处是：一、通过合营,可以学习日方经营管理、质量管理等；二、为我们生产进入国际市场的名牌产品将创造有利条件；三、围绕福日公司电视机的生产配套,有利于国内和福建省一批元器件工厂的发展和提高；四、不用昂贵设备建厂,对我们改造老厂有借鉴作用；五、通过商业税收、场地费、工资收入等,国家可获得一定的经济收益,省里可增加财政收入.
刘寅的报告也提出了存在问题,诸如“水源”不落实,开工后要花大量的外汇从国外进口全套元器件维持生产；生产越多,用汇越多.尽管如此,他认为,“应采取积极态度,帮助其成长,不应去争是非,更不应加以非难”“现在说它完全成功,未免过于乐观,硬要说合营是失败的,也不应急于这样下结论”.
应该说,刘寅的态度是实事求是且积极、公道的.但直到此时,福日公司遭遇的这种摩擦,和此后在持续了几年的争论中所承受的巨大压力相比,还只是小菜一碟.
福日公司总投资240万美元,按当时汇率价合人民币360万元,中日各占50%.福建以原电子设备厂厂房设备作价入股,而原厂技术落后,设备陈旧,最高年产2.8万台黑白电视机,无故障工作时间仅1000小时,建厂8年,年年亏损.日方以三条先进的生产线作价入股,结果这个陈旧的小厂,只增加了100多名工人,仅仅经过半年的技术改造,一下子就变成年产彩色机20万台、黑白机18万台的现代化大厂.产品质量进入世界先进水平,在试生产时即达到与日立同类机同等质量的设计要求,一次工作无故障时间,黑白电视机一万小时以上,彩色电视机2万小时以上.可以说,这项合作比起花外汇从国外买装配生产线要合算得多,对国内和省内大有好处.关键是,双方都很有诚意,生产情况不错,有些产品还出口.
福日公司初创,就得到国内其他同行业未曾有过的关注,公司和省里都为之振奋.省委书记项南说,这是他到福州后看到的一道让他心动的风景.他在日本考察时,就领略过日立电视机的风采.日立荧屏上那绚丽多姿的色彩,看得都让人眼红,国产那些9英寸的黑白机在它面前,简直就像是丑小鸭.他情不自禁地为中国的未来做起了迷人的彩色梦.如今,为中国生产彩电的幸运彩虹就降临在他主政的福建头上,能不让人欢欣鼓舞！
才过一个月,12月上旬,一个由国家某部委组织的专家组突然降临福日公司,成员有国内几家大电视机厂的厂长和工程师.原以为是来指导,来调研,但专家组的行动却让人感到纳闷,他们里里外外都看,连角落都不遗漏,就是二楼一间放存的帮助兄弟公司维修的电视机,也执意要眼见为实.当陪同参观的福日工程师婉言请他们止步时,专家组竟有人指着他的鼻子声色俱厉地说：“你还是不是中国员？！”有着多年党龄的福日工程师难过得当场流下眼泪.
专家组一待六天,召开了各种座谈会,研究了合同,审查了账目,却对生产技术问题一言不发.临撤,留下一份调查报告副本,虽承认福建通过合营,把一家落后电视机厂改造成现代化企业,收效显著,但指出日方在“诀窍费”、利润分红等方面获益过大,因而不仅给出了“利少弊多”的结论,还断言福日公司将成为日方打进中国电视机市场的“桥头堡”.末了,专家组还训诫福建省“应当认真总结一下福日的经验,尽量减少以后再犯错误”.
风?波
更大的压力接踵而来.1982年3月14日,国务院分管领导在《目前在利用外资方面一些散乱现象》一文上批示：“对这些散乱现象,我是有感觉.去年在福建看了福日电视机厂,更感问题严重,是一个殖民地性质的厂子.回来不知向谁诉说,跟四机部讲了几次,亦无下文.建议计委、经委研究一下,是否计委设一关卡管一下,如同机械委、进出委卡进口设备那样,对国家大有好处.”福日公司由此完全被定性为“殖民地性质的厂子”.这顶帽子泰山般压下,叫人喘不过气来.领导作如此批评的一大原因是在他离闽赴沪视察时,一家竞争不过福日公司的电视机厂,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地攻击这个横空出世的同行,难免不引起他的另一番思考.
那个年代,“摸着石头过河”,无论持哪一种观点的领导干部,出发点大都是为了“对国家大有好处”,为了国家能稳定和健康地发展；观念争鸣乃至交锋很正常,身处历史中的人,无法清楚地看到未来的发展,倒担心一个决策不当,就可能让国家遭受意外的坎坷和灾难,这里既有“不识庐山真面目”的方法论,也有“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责任感；对改革开放政策,对《中外合资法》的不同认识而引起的是非之争,成为激烈地倾泻于福日身上的……
压力很快发生作用：银行不同意给福日公司贷款；公司第三条生产线被卡住；工商管理部门把合资企业产品与货相提并论,铁路部门据此拒绝运输福日产品；生产计划部门对福日生产能力设限,明明能够年产38万台,却只给了3万台生产指标,且规定只能在省内销售.如此“卡”和“管”,福日公司一时处于半停产状态.外电接连报道：“中国太多清规戒律,福日电视进退维谷.”“闽电视机厂瘫痪.”日本一些原拟与中国合资的厂商因而中途勒马,观望不前.海内外怀着不同的心态注视中国这家合资企业的兴亡.
福日公司中方总经理游廷岩坐不住了.这个由组织部门从数百名厂长候选人中遴选出来的新中国第一代企业家,对改革开放由衷拥护,对合资事业奋勇当先,对助力中国千家万户实现彩电梦盈怀.为了公司的命运,他四处奔走,拿着国家颁布的《中外合资法》,向上级有关部门一遍遍宣读、申诉、抗争.令他愤懑和无奈的是,国家的法令,有关部门可以各取所需,甚至置若罔闻.
在游廷岩和福日公司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时,项南又一次到了福日公司调研.听罢前因后果,听罢游廷岩言锋激烈的抗争之辞甚至“骂娘”,项南沉思了.在随后召开的省委常委会上,项南也激动有加：“对福日公司的困难,我们决不能坐视不管！”省里很快派出了有关领导干部赴京汇报,但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项南坐不住了,决定亲自出面,起草《关于福日公司问题的意见报告》,呈送国务院.5月21日,一直在关注福日公司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收到报告的第二天就立马批示：“同意项南意见.”并指出,中外合资企业,凡属不违反合资法的行为,任何单位不能以任何借口,予以改变.在谷牧的直接干预下,福日公司被扣压的设备和零部件才得以放行.
福日的逆境稍有好转,但从高层到地方仍有不同声音,各种观点还在纠缠中交锋.在5月底国家经委和外经贸部联合召开的福日公司汇报会上,有关部门的司局长对福日公司的看法迥异,各持一端.游廷岩根据来前和项南交流之意,有理有据地介绍世界情况：“日本家用电器工业是二战后从美国和西德等国引进的,并且就是采用合资形式,而现在日本电视机已经占领了大部分国际市场,把最早的生产国英美都挤到一边去了,这结果说明了什么？现在有人一提合资企业就说是冲击民族工业,我觉得应该改变一下这个旧观念.”也大胆直言：“承认落后,买进先进技术,发展我国工业,不见得是卖国：不承认落后,安于现状,不见得是爱国；实践证明,技术买卖对生产发展功效卓然.”
游廷岩从北京回来,向项南报告：“会议气氛很严峻,没取得一致意见.”项南听了游廷岩的情况介绍,说：“一个活生生的福日,已通过你的广告,让那些‘婆婆’们有了个印象或重新认识.你们就大胆工作吧,我支持你,省委支持你！只要你们做得好,福日福日,福气日后就到！”项南一有机会就为福日说话,做广告,疏通关系.
有关福日公司的争论,也引起了的注意.1982年11月,来福建视察,专门就这场争论发表讲话,认为福日公司是中日经济合作的一个风球,即使吃亏,也要继续坚持办好.项南如实汇报,事实上我们不但没吃亏,而且大赚特赚,获益的不止这一个厂,还带动了一批和它配套的企业.当然他也说,福日公司的利润,日本人要分去一半,这是市场经济的常规.指出,如果害怕日本人赚钱,那不要去引进了,只好一切照旧,不但自己赚不到钱,还得继续年年亏损.这才是傻子呢！特别要求这次随他入闽视察的有关部门同志多留福州几天,以帮助福日公司解决面临的一系列困难.
的发话,增强了福建搞好合资企业的信心,却并未因此而平息争论.福日公司返还给日方的专利费,是福建对外经济活动中技术性的创新,虽与国际规则接轨,却因此前国内没有先例,就成了争论焦点之一.另一焦点是,产品要内销一部分.这年11月,福建省长胡平访问日本,与日方进行了反复沟通协调,把“诀窍费”（专利费,每台电视机付8元人民币）和产品内销比例压到了最低限度.
任谁都觉得,这样该可以交上满意的答卷了.岂料,1983年,上述两个问题再度被小题大做地政治化,媒体刊登大块文章加以抨击,还上纲到了“卖国主义”.
转机
1983年春,国家计委、经委、体改委三个部委领导,受命接踵而来检查.他们有的提出“不合理,要找日立董事长谈此事,费用要降下来”,明确表示“按广东的办法是搞不下去的”；有的认为中国吃了大亏,要求修改合同,要遵守“计划法”,按“计划法”办事,而可以不执行国务院明令公布的《中外合资经营法》.有的更是提出：福建省自行批准与日本日立制作所合资兴办,“既没有与主管部门（原四机部）商量,也未经国家经委同意”,我们是以计划经济为主的社会主义国家,难道这些不需向国家计委、原四机部打招呼,不需要全国综合平衡？福建搞“灵活措施”,是否就应当灵活到这种程度？
项南对此观点向有不同意见,认为这样只能窒息人的创造性,挫伤人的尊严.但问题公开出来也好,于是他征询被指名道姓摆擂台辩论的张遗副省长怎么处理.张遗不假思索地说：“这篇争论文章还是让后人去写吧,我们这代人在争论上花的时间太多了,少争论一点,多做点事吧,是非曲直历史自有公论.”“好,不答复,不争论,只要下功夫把福日公司办好.”项南同意张遗的意见,不是说过“办特区,我有个发明,不作争论”嘛.项南和张遗“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自是睿智.福日公司后来成为公认的先进合资企业,在它成立十周年的纪念册上,就有当年反对者题写的贺词.但在当时,福建方面的只做不说,也还是惹恼了反对者.
1983年2月,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习仲勋来闽视察,一再肯定：“福建的工作是好的,思想是解放的,步子是稳妥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是满意的.”在给的报告中还为福日“鸣冤”：“又如福日,因对是否应该同日方合营这个企业、同日方协议条件是否适当有不同看法,该企业现在在生产任务、物资供应和内销产品等方面都遇到许多困难.”
有关方面依然坚持要计委、经委设关卡管一下.因为省里缺乏自主权,连领导人要福建支援一万台福日电视机,也在途中被卡住了.副局长李洪林“路见不平”,专门到福日公司作调查.他看到：福日职工人数不到国内同类企业的1/3,而劳动生产率却高2倍多,19个月上缴税利为中方投资额的21倍,产品质量可与日立牌同类产品相媲美；特别是逐步实现元器件国产化后,带动一批国内与之配套的企业提高产品质量.眼见为实之后,他奋笔疾书,写就向计划经济体制开战的《福日公司调查报告》,用事实驳斥了那些外行强加给福日的帽子,认为福日并非冲击民族工业的“桥头堡”,而是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与管理的“窗口”；一个小厂在对外开放和改革的潮流中蔚为“大观”,其中的意义很深刻.
项南决定把这篇调查报告印发全省,并作出明确批示：“在我们缺乏资金和技术,又有多余劳力的情况下,只要不损害国家主权,不冲击民族工业,采用双方互利的合资经营方式,是正确的,不应该犹豫和动摇的.”他同时指出：“实行对外开放以来,我们做了一些工作,但缺乏经验.补救的办法,一是自己钻下去,认真调查研究；二是欢迎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和建议,不要听不得不同意见,对不同意见一听就跳,是不可取的.”
项南认识到,正如所言,日方把福日公司作为“风球”,以此观测中国对外开放是收还是放,能否坚持下去.虽然上自北京,下至省里省外,各种非议接踵而来,项南却泰山压顶不低头,对福日公司给予真诚支持,以超人的魄力,以一种“带头搞”的精神顶住种种压力.他和张遗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频频与领导、有关部委沟通,并指示省政府副主任李子参与调查,撰写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公开事实真相,指出日方的要求是与国际规则接轨的,澄清了各种传言.
福日公司的兴衰成败成为国外投资者关注的焦点.1983年春,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访问日本.日本各界对福日的情况十分关注,记者招待会和工商界座谈会上,都有人问及福日面临的困难和中国政府的态度.姚依林明确表示,中国政府正在妥善解决,要按既有合同规定安排生产.此语一出,日本工商界马上形成一股“福日热”,包括松下电器在内的多家厂商纷纷表示要和中国合营办企业.这年5月,全国合资企业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同时举办合资企业产品展览会.新颖、美观、高质量的福日彩电受到普遍欢迎.此前,首都人民多数只对日立的广告宣传耳熟能详,却还只能围坐在黑白电视机前观看渐次打开国门后精彩纷呈的世界,彩色电视机对他们还只是个诱人的梦.不独项南,高层也都认识到,福日这一炮如打不响,合资经营就难进一步发展.因而,《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进一步办好合资企业》的社论,力图结束这场争论.
不同意见要听,合作也要继续下去,但问题出来也总要解决.就因为福日公司一度被“卡死”,不被列入生产计划,没有外汇购买必需的配套元器件,造成一方面生产没保证,另一方面产品又大量积压.项南积极支持给予变通之法,从库存中先安排数万台彩电,以人民币在省内出售,然后按外汇平均成本计算,由计委安排平衡外汇450万美元.这样,不仅减轻了福日公司的库存积压,加快了货币回笼,稳定了市场,还帮助工厂维持了正常生产,同时也满足了群众需求.
1983年8月,福建在日本成功发行50亿日元私募债券.此举,连同福日公司这个“风球”,再次引起举世瞩目.1984年初,视察经济特区,国内政治气候转暖,福日公司站稳了脚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十分明显,对日后福建与日本乃至中日经济合作的顺利开展树立了良好样板.是年底,项南会见日本国日立工机株式会社社长高桥丰吉,态度明朗：“福建与日立的合作是成功的,希望今后能长久合作下去.”
春风
有了福日公司这个“风球”,外资企业开始大量进入中国.1985年,日立工机株式会社与闽东电机公司和华福公司最终达成了协议,合资创办闽日电动工具有限公司.项南亲自参加签字仪式,接见日方代表,把福日称为第一个“里程碑”,把闽日当作第二个“里程碑”.他希望并建议,福建与日立可以进行更全面、更广泛的合作,把酝酿中的电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合资项目树为第三个“里程碑”.
闽日公司这个项目酝酿于1982年底,创办时的阻力不亚于福日公司.有关部门不给投资、不批外汇,完全靠闽东电机公司自己东拼西凑.有些人不支持倒也罢了,还捅刀子,专程到北京控告,说电工工具是最简单的机械产品,电动机加切割刀具与日本人合资是“打击民族工业”“肥水流到外人田”,污蔑“引进的是人家淘汰落后的产品”“向日本投降”.机械部不明真相,在一次会上重重地点了福建的名.
这个合资项目是顺产还是流产？项南顶住各种压力,给命悬一线的该项目极大支持.“第二个里程碑”这句掷地有声的话从他嘴里说出来,终于使之转危为安.喜获准生证的闽日公司,虽然只有几十人,但生产效率极高,各项考核指标均列国内同行前茅,产品供不应求.机械部领导在项南陪同下,听了该公司在北京召开的汇报会后,改变了认识,无不肯定这是个好项目、好产品,还希望能扩大生产规模.
历史已有定论：福建创办第一个“里程碑”——第一个“吃螃蟹”引进日本电视机生产线,不光是中国电子行业第一家合资企业的诞生,重要的是把整个现代的家电行业从生产管理、质量控制、检测全部引进,带动中国家电行业突飞猛进,前进了三四十年.
所有这些举措,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不足为奇,无须大书特书,当年却不啻是“大逆不道”之事,不啻是思想冲破牢笼之举.那些顶风冒雨披荆斩棘,被磨过,被曲过,从旧体制中“杀开一条血路”的创业者,才最有发言权.也只有那些“过来者”“明白人”才清楚：中国第一家家电合资企业,没有项南站得高看得远、顶住压力支持,将难以为继,即使办成了也要中途关门.
值得一提的是：1986年福日出口量为6万台,几乎为前5年总和；1988年首次突破原来的38万台设计规模,经济效益名列福建50家大型企业首位；1991年福日公司成立10周年之际,已是国内公认的成功合资企业；2017年4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为改革者撑腰》的评论,由项南当年以非凡气魄支持福日公司一事切题,“闻鼙鼓而思良将”,称他是“改革开放的大将”.
（作者系文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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