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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森文化实践中的葛兰西元素

赖永兵 重庆三峡学院文学院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文化批评视野下的佩里· 安德森思想研究”(批准号:15YJC752014).

摘 要:佩里· 安德森是推进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葛兰西转向”的关键力量之一.作为英国最早接受葛兰西思想的学者之一,安德森于20 世纪60 年代便有意识地应用霸权理论分析英国社会阶级霸权关系,为“葛兰西转向”提供了理论策动与先导;而他在70 年代完成的霸权反思实践,通过肯定葛兰西霸权理论的文化批评价值和细察霸权行使的三种模式观念,则为推进“葛兰西转向”进一步开掘了精神及理论资源.

关键词:安德森;葛兰西转向;霸权;应用;反思

作者简介:赖永兵,1979 年9 月生,男,重庆三峡学院文学院副教授.

[ 中图分类号] :B17 [ 文献标识码] :A

[ 文章编号] :1002-2139(2018)-03-172-02

在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评事业中,20 世纪70 年代末发生的“葛兰西转向”是极其重要的理论事件,它为英国的文化研究铸就世界性影响力作出了突出贡献.本质上看,“葛兰西转向”即是运用葛兰西的霸权学说突破之前遭遇到的研究范式瓶颈,以便更准确地分析和透视文化生活内的权力意涵.论及推动“葛兰西转向”的关键力量,雷蒙德· 威廉斯、斯图亚特· 霍尔、托尼· 本尼特等最受人瞩目,而一个不太为人注意的事实是,作为西方智慧左派标杆的《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杂志的长期主编,佩里· 安德森的文化研究实践客观上更早地转向了葛兰西,他借用霸权学说阐释了英国社会的阶级状况,从某种程度上说,他算得上是“葛兰西转向”的先行者.

一、引介:“结缘”葛兰西

安德森在为自己1992 年出版的文集《英国问题》(English Questions)所写的回忆性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在六十年代早期,葛兰西对于多数左派而言还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他的作品很少被翻译并探讨.《新左派评论》实际上成为首个从意大利引进、接受葛兰西思想的杂志.我们做此事的动机是什么?从本质来看,我们发现葛兰西学说中的两个中心议题契合于我们所处的局势,他是第一位追踪资本主义社会民族独特性的马克思主义者,正如他看到的,这种民族特性是资产阶级革命本身所预示的;他首次承认在出现普遍选举权的工业化西方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需要一种特殊的策略.……我们不仅是意大利之外最早的葛兰西信徒,也是做得最为彻底的.[1]

这段文字包含三层意思,一是安德森主持下的《新左派评论》是英国最早翻译和引介葛兰西思想的杂志,二是安德森接受葛兰西思想的动机在于后者对资本主义社会民族性的彰显能够启发他更有效地分析英国当时的局势,三是安德森明确宣示自己对葛兰西及其思想矢志不渝的信奉和推崇.由安德森的上述直言不讳的表达,联想到霍尔在谈到“葛兰西转向”的动力时曾说过的一句中肯断语, “没有这些欧陆理论文本,文化研究也就无法形成自己的工程”[2],我们大概能够体察安德森在“葛兰西转向”中为学界公认的影响力,主要在于思想传播和舆论引导方面.

其实,从20 世纪六十年代初至七十年代中期,安德森最引以为傲的事也莫过于主导《新左派评论》成功实施的欧陆理论引介计划,该计划的完成也让他一举成为“英国精神生活中最具支配力的人物之一”[3].总的来看,安德森实施的引介计划冲击了英国固有的保守学风,的确为学界放眼看世界发挥了显著的思想传播和舆论引导作用.对“葛兰西转向”而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76 年安德森通过《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一书回顾和总括了十余年间引介的欧陆马克思主义人物清单,其中明确凸显出葛兰西所具有的“例外性”,包括家庭出身、政治境遇、治学品质等多个方面,尤其是他对葛兰西立足文化和意识形态思考阶级斗争形势、视文化意识形态为复杂的阶级斗争场所等新颖见识的赞誉和强调,显然为即将开启的“葛兰西转向”做好了最具说服力的舆论准备,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坚定了霍尔等左派知识分子以葛兰西霸权思想为武器更有效批判资本主义文化的意志.

二、应用:“英国问题”的葛兰西式分析

由上可以看出,安德森与葛兰西“结缘”在文化研究“葛兰西转向”历程中的价值主要是传播学意义上的,这已为学界所公认.然而,细察安德森的相关著述会发现,其文化研究实践的葛兰西元素是一个立体的构成,不仅有引介传播,还包括具体应用和反思批判,且都出现在七十年代末的“葛兰西转向”之前,其或隐或现的先导功能无疑是存在的.在具体应用方面,安德森完成于20 世纪六十年代的《当代危机的起源》是其早期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研究文章之一,这篇文章后来被收入文集《英国问题》中,大体即是运用葛兰西霸权学说讨论六十年代英国左派危机的社会历史渊源.

在安德森看来,“‘霸权’被葛兰西用来界定一个占支配地位的社会集团不是仅仅通过军力或财力,而是借助于更为广泛的文化权威.这是一种重要的秩序,它不是只给从属集团的目标和行动设立外在限制,而是形塑从属集团内在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将偶然性的历史事实看作是必然性的社会生活同等级状态.霸权阶级是整个社会的意识、性质和习俗的基本决定因素.”[4] 应该说,这段精要理解十分准确地领会了“霸权”的内核,即统治阶级之于被统治阶级的霸权地位,主要得益于前者所拥有的、能够形塑后者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广泛的文化权威,而由它建构的意识形态也决定着整个社会的性质,是整个社会的主流精神价值所在.正是运用这种“霸权”认知,安德森揭示出英国当代左派危机这个核心“英国问题”的症结所在,即相较于其他西方国家,英国存在着一种独特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具体指称的是英国自资产阶级革命以来的封建等级制度始终支配、统合着整个社会的阶级结构.其中,作为支配主体的上层贵族以“传统主义”意识形态占据霸权地位,资产阶级和工人领袖则对“传统主义”予以积极赞同,贵族头衔的“询唤”功能在他们身上发挥了出来.至于无产阶级,安德森一句“懒散的资产阶级制造出顺从的无产阶级”[5] 道出了它在英国社会阶级结构内的实质状态.他的结论是:正是基于这种赞同、顺从的霸权关系,英国当前阶级斗争失灵失效的左派危机局面便是顺理成章的必然事件.

三、反思:游移中的葛兰西

1976 年,安德森在《新左派评论》上发表了《葛兰西的二律背反》一文,这位“葛兰西信徒”通过反思和批判葛兰西霸权学说的文化研究实践显示了自己的思想成熟.以他之见,在《狱中札记》“支离破碎的深奥文风”[6] 和近似混乱拼贴的文字背后,葛兰西关于霸权行使的理论存在着“概念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7],《葛兰西的二律背反》的立论点显然就是为了解开这些复杂关系.

霸权的行使,关键在于要有明确的行使场所.对此,安德森特地引用了一段流行甚广的葛兰西论述:“我们能够确定的两个主要上层建筑层面——一个被称为‘市民社会’,它是通常命名为‘私人’的组织的合奏,另一个被称为‘政治社会’或国家.这两个层面一方面对应于统治集团在整个社会中行使的‘霸权’职能,另一方面对应于通过国家和‘司法’政府所行使的‘直接统治’或命令.”[8] 依据这段论述,“市民社会”无疑是行使霸权的不二场所,它的对立面则是行使强制性命令的“政治社会”,彼此泾渭分明似乎已成公论.显然,他援引这段论述不是为了单纯的认同,而是借此表达他在这一问题上的新发现,即除了已成公论的霸权直接对应于“市民社会”之外,还隐藏着两种更为复杂的对应关系.其一,霸权不再只是“市民社会”的专利品,它能够在“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之间实现平衡的滑动,进而成为一种赞同与强制的联合体;其二,霸权的行使不再有明确的场所,“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被一道消融进一个更大的政府统一体,国家成为所有社会构成的共同空间.

对于霸权行使的上述三种模式,安德森都进行了剖析和批判,认为较为盛行的第一种模式展现了资产阶级仅凭自己的文化优势就能让工人阶级成为认同资本主义秩序的意识形态顺从者,第二种模式显示出学校所具有的积极教育功能和法庭所具有的否定及压制教育的功能都成了国家机构最重要的有组织的活动,第三种模式则损害了努力界定西方资产阶级之特殊性的任何科学的尝试.剥离安德森解析过程中的批判立场,这三种模式,尤其是第一和第二种模式的实际存在真实隐喻了资本主义更为复杂的权力格局,显示了上层建筑中文化权力的无孔不入,它“并不表征某种单面的权力形态,如经济权力、政治权力或文化权力,而是指向多重权力的接合”[9],不仅适用于一般的赞同原则,还适用于协商和强制原则.总之,安德森的新发现改变了霸权分析以往固定于“市民社会”的线性思维,为葛兰西式文化批评实践提供了更加精细的理论资源和分析路径,拓展了它在社会多元权力格局中的阐释空间.

结语:

不可否认的是,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以其巨大的阐释力已被广泛应用于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及国际关系学等诸多社科领域,但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界掀起的“葛兰西转向”及其衍生的理论效应无疑是这种应用价值发挥得最为自由充分的,以至于它能对当今最为日常化的生活方式开展别开生面的解读.在此背景下,安德森作为“葛兰西转向”的先行者角色是应该被肯定和书写的,他早于大多数英国同仁接受葛兰西霸权理论,他对该理论的初步应用和深刻反思往往都是先导性的.虽然由于长期的编辑工作及风格,相较于霍尔、本尼特等文化研究学者,安德森缺乏更为具体精细的葛兰西式文化批评实践,但这并妨碍他在“葛兰西转向”中发挥关键作用,结合本文的以上分析,他的关键作用大致可以概括为宏观策应、意志引领、路径启发等几个方面.在2016 年发表的《葛兰西的继承者》一文中,安德森赫然明列霍尔、厄内斯特· 拉克劳、拉纳吉特·古哈和乔万尼· 阿瑞吉四人为葛兰西的继承者并予以高度评价,而依本文之见,他自己通过率先接受葛兰西霸权理论而在英国文化批评事业中产生的积极影响足以令其居于“葛兰西继承者”的地位.

参考文献:

[1][4][5]Perry Anderson, English Questions. London and NewYork: Verso, 1992. p.2-3;30;35.

[2]Stuart Hall. “The Emergence of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Crisis of the Humanities”, October, vol.53, 1990. p.16.

[3]Paul Blackledge, “Perry Anderson,Marxi and The NewLeft”. The Merlin Press, 2004, p.191.

[6]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等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1页.

[7]丁雄飞《佩里·安德森访谈》,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722660.

[8] Perry Anderson. “The Antinomies of Antonio Gramsci”. inNew Left Review , Nov /Dec, 1976. p.21-22.

[9]李艳丰《重返葛兰西: 文化政治的理论溯源与文化研究的葛兰西转向》,《文艺理论研究》2017 年第5期.

文化研究论文范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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