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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张国焘前后
罗瑞卿考察四方面军部队
自一、二、四方面军会师后,便开始了批判张国焘的准备.
张国焘来到后,虽然还保留着红政委的职务,但除了出席政治局会议,一些具体事情都不管了.
张国焘虽然离开了部队,但他在红四方面军中的影响不可低估.此时,西路军还在河西走廊血战,陕北的4 军和31 军都是红四方面军的老部队,在红四方面军中批评张国焘是否能获得预期的效果,是否会因此而引起部队的混乱和失控,感到没有把握.他需要掌握第一手资料,切实了解红四方面军部队的思想情况.1937 年2 至3 月,他派红军大学教育长罗瑞卿以考察部队的名义,到二、四方面军走了一圈.
罗瑞卿认真地执行的使命.名义上是考察二、四方面军,但重点在四方面军.从2 月下旬起,罗瑞卿白天察看部队的训练、生活和政治思想情况,晚上听取各部队首长的汇报,还找一些主要负责人谈话.紧张地走了一个月,3 月22 日,他给、张闻天和林彪（红军大学校长）写了一篇长篇报告.
关于四方面军的基本情况,罗瑞卿指出：会师后“在干部中,在领导干部中,在一般党员中,在战士中,并没有了解党的路线的正确与过去四方面军领导上、路线上的错误.”他强调：张国焘在四方面军的影响还是很深的.具体的例子是,当与大家谈到“南下北上”的问题时,大多数人认为“南下北上”都是对的.
罗瑞卿认为：四方面军部队的成分是极好的.来自鄂豫皖和通南巴的占全军80%.连以上绝大多数是鄂豫皖的老红军.战士体力强,天资聪明活泼.若有好的教育,可以出大批的干部.但是政治水平很低,有的人对揭发过去的错误不满,因为他们对（张国焘）个人的迷信远远地超过了对党的认识.政治工作虽然建立了一些制度与组织形式,然而工作的具体内容还很差,有的甚至没有.
报告最后说：“有些干部目前不负责任,甚至烦闷.我想大约也有以下几个原因：1．过去的积极,一般强制的成分多,而自觉的成分少；2．旧的强迫管理的方式去掉了,还没有新的方式代替；3．对于过去的艰苦产生恐惧与厌倦；4 ．过去只认识个人,一切寄托之于个人身上,现在还没有以党的观念代替对个人的迷信.”
罗瑞卿的报告反映出四方面军中存在的不少问题.关键是张国焘的影响依然存在,四方面军中的许多干部还没有认识到张国焘错误的严重性,与他划清界限,站到的立场上来.因此,必须对张国焘进行彻底的批判.在这个问题上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不仅是张国焘个人,各级的干部也都有自我检查的必要.
此时,四方面军中的许多干部也感觉到沉重的压力.从上级派人来考察部队,4 军和31 军领导人的变动,以及转发张国焘的检查和凯丰的文章,都是一场党内重大斗争即将开始的前兆.西路军的坏消息不断传来,当3月中旬,援西军政委张浩宣布西路军失败的消息,4 军和31 军的干部战士都痛哭起来.有的人终日情绪低沉,不知会有什么样的命运降临到自己头上.
西路军的失败在陕北引起强烈反应.自1935 年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来,西路军的失败是红军遭受的最严重的损失.要追究责任.在陈昌浩电告西路军失败的十余天后,1937 年3 月,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23 日到26日的议题是国民党三中全会后的任务,从27 日到31 日则是以批判张国焘路线为中心议题.
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张国焘
1937 年3 月,在延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有几位重要人物没有出席：周恩来当时在杭州与国民党谈判,刘少奇在天津领导中国北方局的工作,邓发去了苏联,林育英在会议召开前不久被派往外地搞职工运动.张国焘几次找张闻天,要求让林育英出席会议.因为林育英是与张国焘之间的调解人,也是最重要的知情人,但是张闻天拒绝了张国焘的要求.
3 月27 日会议开始后,首先由张国焘做检查.
朱德总司令发言批判张国焘的错误,并叙述了他在南下时期同张国焘进行的斗争.他所揭露的完全是事实,张国焘抵赖不了.
在3 月30 日的会议上做了长篇发言.
谈起长征中的斗争,说：张国焘在鄂豫皖的初期,不能说是机会主义路线.
自从打了刘湘以后,便完全形成了机会主义路线.他到川西北以后,弄出一个联邦政府,还要造出一个政治局.会合后要迅速北上,他按兵不动,尽力迁就他,给他一个红政委.但是一到毛儿盖,就反了,要用杆子审查的路线,干涉的成员和路线,这完全是不对的,根本失去了组织原则.红军是不能干涉党的路线的,张国焘在分裂红军问题上做出了最大的罪恶.左路军和右路军的时候,叶剑英把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
继续说：反党的“”成立之后,还是采取忍耐的态度.那时张国焘的电报却凶得很,“禁止你们再用名义”的话都来了.我们却慎重得很,当时通过的关于反对张国焘错误的决议,只发给委员.
最后一天的会议由张闻天做总结性的发言.对大家要求开除张国焘党籍、撤销其党内职务问题,张闻天建议暂时不做组织结论,给张国焘一个改过的机会.他的话得到大家一致赞成.
批判张国焘路线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时,通过了《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张国焘在1937 年6 月又写了一份检查《关于我的错误》,承认“政治局关于我的错误的决议,我不但完全同意,而且对于我自己是最大的教育.我应当根据这个决议来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与自己的错误作坚决的斗争”.“我自己宣布我的错误路线已完全破产,每个同志与我的错误作毫不留情的斗争,是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最重要的一个保证.”
斗争扩大化
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后,彭德怀、任弼时等奉指示,到二、四方面军部队中传达会议精神,开展反张国焘路线斗争.但是,在四方面军中批判张国焘路线,遇到很大的阻力.张国焘与之间究竟是怎么回事,许多情况连军、师级干部都不清楚,别说基层官兵了.特别是上级批判张国焘的军阀主义、土匪主义,许多人想不通.同样是红军,怎么跟着张国焘就成了“土匪”了？3 个月的批判斗争表现出扩大化的倾向,引起了四方面军干部的思想动荡.据1937 年7 月12 日4军政治部给前方总部的《四、五、六三个月4 军政治工作状况的报告》中反映,当时4 军共跑了131人,其中不少是干部.许多干部惶恐不安,上级调干部去学习,就怀疑自己“有问题”.有的借口“不识字”“学不进”,拒绝离开部队去学校.31 军的情况也差不多,军政委郭述申在5 月1 日给的电报中反映：“4 月份部队逃亡现象非常严重,共计86 名.主要原因是由于政治教育与管理领导方式的缺乏所造成.”
反张国焘路线的斗争逐步扩大,在二方面军中也搞起“反军阀主义”的斗争.当时二方面军部队驻云阳,“上级突然指示,在二方面军中开展一场反军阀主义、游击主义的斗争.反军阀主义的主要矛头是针对贺龙的,由于贺龙在红二方面军中享有崇高威望,这场不得人心的斗争草草结束,不了了之”.贺龙后来提及此事,仍余怒未息.他说：“云阳镇反军阀主义,附带反游击主义.反军阀主义是反我的.我和小关（向应）讲,反是反不走我的,下命令我才走.”
许世友等人的“”
斗争扩大化终于导致悲剧的发生.1937 年4 月3 日,延安红军大学发生了一起“”事件.原四方面军的一批高级干部许世友、王建安、洪学智等十几人因“拖逃跑”和“谋害”的罪名被逮捕.
这件事的起因,许世友上将在新中国成立后曾有较详细的回忆.他说：“到延安以后,就有人说张国焘如何长如何短,我也不作声,只要你不说到我头上我就不管.以后西路军失败,我非常痛心,半个月没好好休息.加上反张国焘路线,听了不少胡言乱语,有的说我是托洛茨基,有的说我是土匪.下面干部看不起四方面军同志,我非常生气,病得吐了血,到医院休养.我想：从前反陈独秀、李立三时,我们这些干部只知道他们错了,至于到底怎么错,什么叫方针路线错了,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也没有参加过这么大的斗争会,这样的斗争会实在害怕.当时我想赶快打仗,我到前方与敌人拼死,也不愿开这个斗争会.加上下边又谣传要决周纯全、何畏、张国焘,我也是张国焘的军级干部之一,也不能没有我的事.我自己也觉得在这里决太冤枉了,我南征北战带了这些彩,没有功还有罪吗？那时认为党在争权夺利,要把我们搞掉.我这个认识是大错了,所以基本上就动摇了.我的态度是非常不满,在病中苦闷到极点.
“我在病中,斗争会一天比一天开的厉害.这时四方面军的营团师军级干部都来看我,没有一个不哭的.一连这样3 天,尤其是军师级干部的哭,对我影响很大.过去都是老同事,现在都感觉没有出路.我想了几天,想出办法来了.他们来看我时,我对他们说：我们回四川去.那里有刘子才,他们有一千多人,有的是我的老部下.在这里某某说我们是反革命,要决；我们回四川去,叫他们看看我们到底是不是革命的.愿去的就走,不愿去的也不要告诉.
“到第二天,有20 多个团级干部、2 个营级干部、6 个师级干部、5 个军级干部都愿意走.当时我们决定不带张国焘、何畏、周纯全,因为他们都要骑马.我们决定步行7 天7 夜,通过陕北到汉中、巴山,会合刘子才的部队再说.一切计划都是我作的,路线也是我划的.”
但是,许世友等人的出走计划走漏了风声,被红大的人渲染成“”和“谋害”,报告给校长林彪.经上级批准,许世友等人被红大校方和政治保卫局来人拘禁.经审查,“谋害”的罪名不能成立,定性为“拖逃跑”.1937 年6 月6 日,延安最高法院举行公审大会,宣读对许世友等人的判决.从轻判处许世友、洪学智、王建安等6 人1年半至6 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在6 月9 日的《新中华报》上发了消息.
在审查过程中,负责这个工作的董必武同志发现许世友等人是冤枉的,向做了反映.
为许世友等人平反
听了董必武的汇报,也觉得这件事处理得太过分.批判张国焘,但对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战士是应当好好团结的.当时没有公开表态,采取冷处理的办法息事宁人.这时徐向前回到延安,听了徐向前关于西路军情况的汇报后,要他去看看许世友等人,做些工作.当时徐向前的处境也很不好.只能说几句安慰的话.后来许世友、王建安等去了山东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立下战功.实践证明他们是我党我军的优秀干部.1944年10 月25 日,在延安整风的一次讲话中说：反国焘路线是有些过分的.如1938 年在抗大,今天也讲,明天也讲,讲得人家根本不要听了还要讲……关于抗大“”的事情,说许世友等想杀我,给他们作了反革命的结论.现在这个结论要修正.他们当时是有错误的,但自抗战以来,许世友任胶东军区司令员,王建安任鲁南军区司令员,他们的工作都有成绩,说明他们是好同志.这里得出了一个教训：是斗争过火了引起他们这样干,这是不对的,不能过火斗争.的这番话明确否定了抗大“”事件,为四方面军的干部平了反.
抗大事件后,反张国焘路线的斗争有所降温.张国焘自己觉得颜面扫地,没法干下去了.他说：“我决心搬出延安城,再也不愿问党内的事.我在延安近郊,游山玩水,并寻觅适当的住所.果然,在延安北面的山上,找着一所破庙.其中有一个石头的窑洞,可供居住.我督率我的卫士们去修理,不仅使窑洞焕然一新,而且在庙的左侧还开辟了一个小广场.不到两周,我就迁到新居去了.”后来给张国焘安排了临时的工作,由抗大教务长成仿吾出面,请张国焘到抗大讲政治经济学.
（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上：党与张国焘斗争始末》 作者：刘统）
批判论文范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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