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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佛玄合流模式探究
齐婷婷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摘 要：魏晋南北朝文化思想史上最浓墨重彩的一部分即佛玄合流,《世说新语》保存了佛玄合流的诸多资料,从《世说新语》来看,魏晋南北朝佛玄合流模式主要以僧人主动适应,士族阶层主导,清谈交锋推动,士僧合一为最终表现形式完成的.
关键词：佛玄合流；僧人；士族；清谈
中图分类号：B2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0-0036-03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局动荡,后又有外族入侵,西晋“八王之乱”以后,在西晋生活的门阀士族亲历了离乱之苦,饱尝了死亡之悲.《世说新语·德行》、刘孝标引《晋书》和《中兴书》载：邓攸为了保全他弟弟的儿子,狠心将自己的儿子系在树上而渡江,后来所娶的妾又是自己的外甥.这种颠沛流离、生死逃难的无奈与苦痛和门阀士族之间无尽的纷争是当时士人精神层面最大的困惑.这种人命如草、朝不保夕的社会现状为佛学思想的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也使士族阶层开始关注佛学,从客观上为佛玄合流提供了社会条件.
一、僧人主动适应
“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①道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思想传播的必要条件,即在政治上,需要寻求上层统治者和士族文人的支持,扩大影响力；在思想上,要依附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玄学而行.同时具备这两种条件的就是士族阶层.士族阶层在魏晋南北朝士族门阀制度的不断发展中拥有很多的政治特权,一些门阀士族甚至控制了政权而形成政权由士族与皇权的共治局面,“王与马共天下”、“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清晰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格局.士族不仅仅是政治上的高门,更主要地表现在文化上.陈寅恪先生说：“夫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②世族在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双重优越身份,使他们成为佛学与玄学交流融合的天然桥梁.在佛玄合流的过程中,僧人主动适应的对象非士族阶层而不成.
佛玄合流的第一股推动力就是僧人.从《世说新语》对僧人的记载来看,僧人们已不是待在寺庙中讲经修禅,他们从佛寺出来游走于士族群体中间,与他们共同集会、谈玄论理,在文学修养、文化审美以及社会风气上都不自觉地向士族靠拢.在僧人的这种主动靠拢与交流过程中,佛学潜移默化地潜入士族阶层的思想,进入士族阶层的视野.
《世说新语》中记载了之遁、于法开、慧远等二十三位僧人,他们与士族阶层交往十分频繁.仅《世说新语·文学》关于之遁的记载就有15条之多,他先后与许询、王濛、殷浩、司马昱、孙盛等17位当时的世族文人交往.在之遁的15次活动中,有8次是他自己主动参与,或去与人清谈,或去参与士人集会.这其中有帝王,有高官,有名士……
（一）僧人凭借深厚的文学素养赢得世族文人认可
《世说新语》记载中记载了很多有着斐然文采的僧人,不管是文学学识还是思辨能力都十分出众.
僧人之遁与北来道人相遇于瓦官寺,讲小品经时,“此道人语,屡设疑难,林公辩答清晰,辞气俱爽.”“三乘佛家滞义,支道林分判,使三乘炳然.诸人在下坐听,皆云可通.”三乘教义中晦涩难懂的地方,经之遁分析辨别后,变得清晰明显,这充分体现了之遁高超的文学思辨力.“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许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众成称善.”③之遁的文采也可见一斑.这种文学思辨力和斐然的文学才情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世族文人爱好文学的心理.当时,世族文人之所以愿意结交僧人,就是因为僧人们在文学义理、文学素养等方面为士人们提供了新的思路,注入了新的活力,让他们有眼前一亮的感觉.
《世说新语·文学》中记载了王羲之与之遁交谈前后完全不同的反应.起初王羲之“殊自轻之”、“不与交言”,后之遁遇到王羲之要出行,车子都在门前停好了,之遁与王羲之搭话,论庄子逍遥游.“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
王羲之在听了支道林“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的言辞之后,立马一改之前不想与之交言的态度,竟流连不想走.在这之后,王羲之将之遁引为知音,并多次与之交游、清谈.由此,僧人的文学修养对于名士的吸引力可见一斑,其对于佛教传播的重要性也可想而知.僧人们正是采取了一种当时士人乐于接受的文化方式,与士人达成共识,进入士人圈子.
（二）僧人互相争名,抬高身价,扩大影响力
从《世说新语》的记载来看,僧人之间互争高低,通过士人的渠道不断抬高自己的身价,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世说新语》载“于法开始与支公争名”,由于人们倾向支道林,于法开不服气,就去剡县隐居起来.后来叮嘱弟子在去京都途中到会稽找之遁,并“示语攻难数十番,云：‘旧此中不可复通.’”于法开和之遁同为晋高僧,在佛学方面各有造诣,是当时影响很大的名僧.为了争名,于法开竟然故意让弟子去为难之遁,之遁识破后“厉声曰：“君何足复受人寄载来！”这种为了名气而一争高低之事多发生在士人与士人群体之中,僧人争名不仅迎合了士族风气,而且扩大了佛教影响力.《世说新语·文学》中就有记载许询年轻的时候,人们把他比作王脩,他大为不满,他觉得自己比王脩优秀,便跑去西寺和王脩辩论玄理,对王脩步步紧逼,非要分出个高低来.僧人也受士人这种风气的影响,不自觉地向士人世界靠拢了.
二、士族阶层主导
士族阶层政治文化的双重身份决定了他们是佛玄合流过程中的决定性力量,他们对佛教的态度直接影响了佛教的传播.《世说新语》涉及有姓名的人物三百余人除之遁、于法开等二十三位佛教僧人,其余多为出仕的士人.《世说新语》中涉及主要的大士族有12个,涉及士族人物41个,主要人物中殷浩、谢安等17人出身士族大家,占了主要人物的百分之五十三多.世族文人们的文化根是经儒道融合的玄学,何晏、王弼、阮籍等都是当时的玄学大家,佛教思想想要融入,必须牢牢抓住世族文人这一途径,只要士人们接受了佛教思想,就等同于佛教思想受到了国家层面的认可和主流文化的接纳.
司马昱是东晋的第八位皇帝,政治最高领袖,他对佛学的推崇大大加快了佛玄合流的进程.《世说新语》载：“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斋头.”这里的会稽王即为简文帝司马昱.“支道林、殷渊源俱在相王许.”这里的相王亦为简文帝司马昱.《世说新语·文学》中还有一则记载：“竺法深在简文坐,刘尹问：‘道人何以游朱门?’答日：‘君自见其朱门,贫道如游蓬户.”刘孝标引《高逸沙门传》注曰：“法师居会稽,皇帝重其风德,遣使迎焉.司徒会稽王天性虚澹,与法师结殷勤之欢.师虽升履丹墀,出入朱邸,泯然旷达,不异蓬宇也.”④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司马昱对竺法深的崇敬,他不但乐于组织名僧与名士之间的辩论集会,也乐于与之遁、竺法深这样的名僧来往,最高统治者在意识形态层面的直接表态,为佛教传播奠定了政治基础,加快了佛玄融合.
士族阶层在文化领域具有极强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他们不仅是文化活动参与者,还是文化活动的组织者.《世说新语》中记载了很多次文人清谈的集会,这些清谈集会大多是由高门士族举行的,比如司马昱、何晏、王濛.“何晏为吏部尚书,有位望,时谈客盈坐.”
能够将当时的大批文人和僧人聚集在一起进行文化交流活动,从侧面反映了士族阶层在佛玄合流过程中的作用.
三、清谈交锋推动
魏晋时期,清谈是一种特有的社会风尚,尤被世族文人所推崇.清谈是当时士人与僧人的唯一共通点,也是他们之间思想观念互动交流的平台.陈寅恪认为《世说新语》就是“记录魏晋清谈之书”,仅《世说新语·文学》篇就记载了30余次清谈.僧人可凭借自己的清谈功力获得统治阶级和士人们的倾心赏誉,士人们可以通过与名僧的清谈增长见识,开拓思想,得到精神解脱.清谈给玄学和佛学的思想交锋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清谈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它的平等性.它是士人自发组织的追求精神快乐的朋友之间的辩论,参与清谈的人员人格一律平等.不同思想的碰撞,辩论中的解悟,会在僧人和士人之间产生理智性的认知愉悦.《世说新语》中就记载了荀粲言论崇尚玄奥深远而傅碬擅长论说玄虚之理,两人清谈总是争论不休,但最后都能心意契合,彼此感到舒畅.清谈可以给士人们的思想带来自由空间.当时高僧参与清谈,就将一股佛学的清流注入士人的思想,为士人的认知带来了新鲜元素.
这一时期清谈的不断发展是士人和僧人不断拓展自己学识的内动力.随着清谈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和重视,为了在清谈中有出色的表现,无论是世族文人还是僧人都需要不断钻研学问,以提高自己的思辨能力.据《世说新语》中记载,王濛为了去与之遁清谈,要预先构思精深的玄理,选好富有才思的辞藻；殷浩精心考察研究玄学理论,还感慨说自己如果能够解释“四本”,谈论就会上一个层次；之遁做《即色论》,请王坦之来评述.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为了在清谈中出彩,士人、僧人会潜心研究玄学和佛学两种理论,这在理论上推动了佛玄合流.
这一时期清谈让士人僧人痴迷,他们将大量的时间和经历倾注于此.《世说新语》载卫玠当初渡江南下时,去拜见王敦夜坐清谈,王敦叫来了谢鲲,卫玠看到谢鲲就与之清谈,都不在回头理睬王敦了,彻夜清谈,过度疲劳,竟使卫玠病重而不治.仅从这个小故事,我们就可窥探处当时士人们对清谈的痴迷程度.
在清谈的过程中,僧人们还不断吸收玄学内容,用自身佛学的优势,以佛理入玄,用佛学博大精深的哲学思辩渗透玄学、融合玄学.《世说新语·文学》载：
《庄子·逍遥》篇,旧是难处,诸名士所可钻味,而不能拔理于郭(象)、向(秀)之外,支道林注《逍遥论》,‘卓然标新理于二家之表,立异议于众贤之外,皆是诸名贤寻味之不得.后遂用支理.
在这里,之遁将玄学与佛学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借用佛教知识解释《庄子·逍遥游》,不落俗套,在一定意义上拓宽了玄学领域.汤用彤评价“此文不但释《庄》具有新义,并实写清谈家之心胸,曲尽其妙.当时名士读此,必心心相印,故群加激扬.”⑤陈寅恪先生在《逍遥游向、郭义及支遁义探源》中明确指出,向秀、郭象的“逍遥论”以魏晋名士论人物时强调的“才性风尚”为本,而支遁的“逍遥义”本质上是以《小品般若》来解读《庄子》.清谈中佛学对玄学不自觉地渗透可见一斑.从佛教刚传入时需要依附《庄子》、《老子》等玄学名词、概念来传播,到后来僧人们用佛理完善玄学,这是通过佛学、玄学的不断交锋、比较、渗透实现的.
佛玄合流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出现了像殷浩、之遁这样士僧合一的人物,文化融合,促使他们在玄学和佛学领域都要有极高的造诣.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佛教始传播,发于高僧,佛玄合流,士族主导,思想交锋融合清谈之风气功不可没.
注 释：
①《高僧传·卷五》释慧皎,汤用彤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版,24页.
②《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陈寅恪著,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287页.
③《世说新语全注全译》,朱碧莲、沈海波著,中华书局,2011年版.（以下所引《世说新语》文字均出自本书187-276页）
④《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余嘉锡著,中华书局,2006年版,314页.
⑤《魏晋玄学论稿》,汤用彤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317页.
参考文献：
〔1〕朱碧莲,沈海波.世说新语全注全译[M].北京：中华书局,2011.
〔2〕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6.
〔3〕宁稼雨.魏晋士人人格精神——《世说新语》的士人精神史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4〕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 赛汉其其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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