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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苏彝族精神文化的变迁以阿波洛村为个案

阿育几坡

(西昌学院彝语言文化学院,四川西昌615000)

摘 要:在21世纪之前,毕摩在诺苏彝族社会的宗教信仰、历史、教育、人生、习惯法、婚姻、礼仪、艺术、医学、丧葬、占卜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诺苏彝族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心理素质、精神面貌、行为准则、审美观念等完全受毕摩文化的影响.可以说,毕摩文化就是诺苏彝族的精神文化.但是进入21世纪之后,诺苏彝族的毕摩文化因受到“普九”、“三通”、“打工”、“农合”、“新教”、“新居”、“新娱”等的深刻影响而正遭受前所未有、面目全非的变迁.

关键词:诺苏彝族;精神文化;变迁;个案

中图分类号:G812.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15-0064-04

基金项目:西昌学院博士研究生科研项目启动基金《彝族精神文化的变迁》编号:ZZSSB0707资助

作者简介:阿育几坡(1967-),男(彝族),四川昭觉人,博士,教授,主要从事彝族语言文化、英语、彝汉英对比教学研究工作.

一、诺苏彝族

彝族是中国具有悠久历史和古老文化的民族之一,是祖国西南的世居民族,现在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贵州、广西四省区,少数分布在越南、老挝等东南亚地区.中国大陆现有彝族人口871.4393万人(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彝族内部有“诺苏”、“纳苏”、“罗武”、“米撒泼”、“撒尼”、“阿西”、“倮倮”等多种称谓,部分不同称谓代表不同支系,各个支系族群之间主要以方言和服饰为区别.根据彝族内部不同的自称,我将彝族称为“诺苏彝族”、“纳苏彝族”、“罗武彝族”、“米撒泼彝族”、“撒尼彝族”、“阿西彝族”、“倮倮彝族”等.诺苏彝族是中国彝族最大的分支,主要分布在四川,其次分布在云南,其四界是:东至云南永善、巧家;南至云南禄劝、永仁、剑川;西至四川木里;北至四川汉源、泸定.

二、精神文化

文化层次理论包括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关于精神文化,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认识.

1.所谓精神文化是指属于精神、思想、观念范畴的文化,是代表一定民族的特点,反映其理论思维水平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伦理观念、心理状态、理想人格、审美情趣等精神成果的总和.(《关于构建中华民族当代精神文化的思考》,曾丽雅,《江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10期.)

2. 精神文化是指人类思维领域所涉及的诸如哲学、伦理学和文学艺术等.物质文化是指人类所创造的一切衣、食、住、行所需要的物品和工具.(徐俊杰、吴桂荣:《构建中国企业管理的思考》,《齐鲁学刊》,1996年第6期.)

3.从更深层次上讲,精神文化是指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心理素质、精神面貌、行为准则、经营哲学、审美观念等.(世杰:《十年磨一剑———中信实业银行沈阳分行企业文化建设探秘》,《辽宁经济》,2005年第9期.)

总之,精神文化是文化层次的理论结构要素之一,是作为观念形态的,与经济、政治并列的,有关人类社会生活的思想理论、道德风尚、文学艺术、教育和科学等精神方面的内容,具体表现在人们的伦理道德、对美的事物的感受、对于艺术的品位和精神世界的追求,也可以说精神文化的范畴就是科学、艺术和道德,用现在的物质理论概念来解释就是“真、善、美”的统一.

三、诺苏彝族的精神文化———毕摩文化

1.毕摩和毕摩文化概述.毕摩是诺苏彝语bi mox的音译,它有名词和动词两种词性,两种意义.(1)名词:bi(毕)为动词,意为“念经”,mox(摩)为表示“大、长者等”的名词后缀,合起来表示“念经者中的大者、长者”,也就是诺苏彝族传统的祭司.(2)动词:表示诺苏彝族普通人家请毕摩做送灵、作祭、节期、祭祀、喊魂、送魂等传统的宗教活动.毕摩是彝族人对本民族民间祭司的总称,是彝族原始宗教祭祀礼仪的主持者、祭司和知识传播者,毕摩通晓彝经、彝文,其主要职能一般可分为主持祈求、庇佑的各种祭祀,禳解除祸、占卜吉凶、主持诅盟、传授知识等,是彝族传统社会中不可缺少的人物,被视为家支、家族的保护者.毕摩主要是师承家学,只传男、不传女,并禁传外族人.

2.毕摩在彝族传统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诺苏彝族毕摩是一种专门替诺苏彝族人礼赞、祈祷、祭祀的祭司.诺苏彝族毕摩神通广大,学识渊博,主要职能有作毕、司祭、行医、占卜等活动;其文化职能是整理、规范、传授彝族文字,撰写和传抄包括宗教、哲学、伦理、历史、天文、工艺、礼俗、文字等在内的典籍.彝族毕摩在彝族人的生育、婚丧、疾病、节日、出猎、播种等生活中起主要作用,因此,彝语有“生也离不开毕摩,死也离不开毕摩”的谚语.由此可见,彝族毕摩既掌管神权,又把握文化,既司通神鬼,又指导人事.在彝族人民的心目中,毕摩是整个彝族社会中的知识分子,是彝族文化的维护者和传播者,是彝族群众精神文化的核心.因此,毕摩在彝族社会中地位很高且神圣.在彝族社会的“兹(土司)”、“莫(法官)”、“毕(毕摩)”、“格(工匠)”、“卓(百姓)”五个等级中,毕摩的地位处于第三位.毕摩是继承彝族文化和传播统一彝族文字的大知识分子,彝族谚语中:“兹来毕不起,毕起兹不吉”,充分说明在彝族社会中毕摩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任何人都不能侵犯毕摩的财物和人身.毕摩在彝族社会的宗教信仰、历史、教育、科技、人生、法律、婚姻、礼仪、艺术、医学、探索、丧葬、艺术、预测未来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当然,毕摩之间也要分等级,这主要是由毕摩作法的经验和作毕能力(仪式的大小程度)而定,不一定按年龄来衡量一个毕摩的威望,如有的年轻毕摩也有能力做大型作毕仪式,他们就可称得上是大毕摩.要举行什么样的作毕仪式,请什么样的毕摩来作毕,都是通过占卜而定.所谓仪式的大小是从作毕时用的开支大小程度而定,大型作毕送祖灵(尼木撮毕)之类就是大型的作毕仪式,一年三次的用羊、小猪、鸡之类就只能算是中小型仪式了.

3.毕摩在彝族传统社会中的主要职能.毕摩是彝族社会中智慧的集大成者,他们的职能也是丰富多彩、各种各样,按照内容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1)主持祭祀.在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彝族文化发展史中,毕摩的祭祀主要以家支和宗族为单位来进行.祭祀的对象包括图腾物、神圣自然物和各种神灵.毕摩所做祭祀仪式可分为送灵、作祭、节期、祭祀、喊魂、送魂等.(2)除灾祛祸.鬼神信仰直接产生了各种以除灾祛祸为目的的仪式.凡彝族人遇到疫病或灾祸时,如:时运不顺、疾病缠身、庄稼歉收、妻儿死亡、牲畜瘟疫、身体欠佳等,往往认为这是神灵不佑、鬼怪邪魔作祟,因此必先请毕摩算经占卜后进行各种禳袚仪式.(3)治病疗疾.在医学知识很匮乏,根本没有专门的医疗人员的彝族社会,毕摩不仅是宗教仪式的主持者,也是天然的医生.由于巫化的因素,毕摩的药方更多用在为祖先的亡灵献药治病.在现实的仪式中,毕摩的蒸疗、针刺、沸油洗身以及熏疗术、敷疗、吹伤口、喷酒等,都是以专门治疗疫病为目的的,只不过彝族把疾病归因为神灵不佑的观念,决定了其治疗方式充满浓浓的巫术色彩.(4)主持盟誓.历史上,彝族民间盛行盟誓之术,且重要的事项须由毕摩主持.彝族盟誓是在毕摩主持下,当事的双方或多方订立誓约的一种巫术形式.彝族生活中无论是分宗联姻、联合对敌、宗族合盟,还是个人间的重大事项,都必须由双方或多方订立誓约,以结同心.盟誓分为两种,一种是人与人之间的盟誓,另一种是人与祖先神灵之间的盟誓.(5)传播知识.从形式上看,毕摩传播其文化主要通过仪式,而这种仪式通常主要表现为与鬼怪神灵沟通.事实上,毕摩文化内涵丰富,包罗万象,涵盖着彝族文化的方方面面.正所谓,毕摩的知识无数计.

四、毕摩文化存在的基础

1.彝族先民无法正确理解“梦”而产生的神、鬼、灵意识是毕摩文化得以存在的直接原因.梦是人在睡眠时产生想象的影像、声音、思考或感觉,但是彝族先民认为“梦”是因为人入睡后灵魂离开躯体,穿越时空,到处流浪、飘荡所致.由此,彝族先民根据自己的逻辑推理得出人有灵魂,人做梦是因为人的灵魂离开肉体独自生活的现象,特别是当人们梦到和已经过世的亲人在一起的场景后,更加相信人类的灵不灭、魂不死.因此,彝族才有了在父母都过世后,把父母的灵魂超度到祖先居住的地方和祖先会合的nip mu co b“i 尼姆撮毕”;才有了彝族人在得病时想到自己的灵魂得罪了什么妖魔鬼怪,或别人家的神袛要惩罚自己,而用鸡、猪、羊等代自己的灵魂赔罪,让它们去牺牲而释放自己灵魂的各种毕摩(迷信)活动;才有了彝族在遭遇涝灾和旱灾时的祭山神仪式;才有了彝族人在春季祈求当年风调雨顺的祭祀等毕摩活动.由于诺苏彝族相信鬼神,并认为鬼神操纵、影响他们的生活,因此需要具有通灵技能与丰富知识的毕摩为他们与鬼神打交道,这就是彝族毕摩产生的根本原因.

2.彝族山区的社会状况是毕摩文化得以存在的条件.山区的彝族人民在很大程度上靠天吃饭,各种自然灾害如洪灾、旱灾、森林火灾、虫灾时有发生,生活水平、居住条件、卫生条件还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缺医少药和医疗费用高昂,超出一般群众承受能力的状况突出,新生儿死亡率相当高,疾病时时刻刻威胁人们的健康,人们对生育、生命、生活的焦虑,对意外事故的忧虑时常存在,恐惧和不安时时袭扰着人们的心灵.毕摩正是用趋吉避凶、劫祸纳福的毕摩仪式来安抚、平衡人们的心灵,解除人们内心的焦虑与恐惧.

3.彝族山区相对贫乏的文化生活是毕摩文化得以存在的又一个原因.彝族山区生活相对单调、枯燥,人们平常的社会交往少,文化生活不活跃.举办、参加各种毕摩活动就是一次文化的会餐,一次交流的机会,一种娱乐活动,一次民族传统文化的洗礼.

4.旧社会的彝族地区长期处于无政府状态,特别是诺苏彝族地区黑彝家支林立,家支间的械斗频频发生,械斗的双方在械斗前和械斗后都需要请毕摩相互诅咒,咒对方的不义,申自己的冤屈,希望神灵保佑自己或为自己壮胆……诺苏彝族对梦境的无知、天灾的无奈、疾病的无能和人祸的恐惧是毕摩文化产生、发展的原因和基础.

五、文化变迁

文化变迁是指一种整体性的文化变化、文化变革和文化革命,在这一点上,有时经常与社会变迁相提并论.它是文化学和社会学共同关注的课题,所以也称为社会文化或文化社会变迁.文化变迁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在文化内部发生的,一是在文化系统的外部发生的,即在一个文化系统与另一个文化系统的接触和碰撞中,以及文化系统的外部环境的变化中发生的.巴尼特的《创新:文化变迁的基础》一书被认为是研究文化变迁的基本著作,他得出了创新是所有文化变迁的基础的结论:“创新应被界定为任何在实质上不同于固有形式的新思想、新行为和新事物.严格说来,每一个创新是一个或一群观念;但有些创新仅存于心理组织中,而有些则有明显的和有形的表现形式”.(转引自黄淑娉、龚佩华著:《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11页).所谓文化变迁,其实就是指文化所发生的新的变化,这种文化的新变化必须依赖于一些基本的因素和条件,而文化创新是这些因素和条件的综合基础.创新,顾名思义就是指创造一种全新的文化,这种全新的文化有可能是指一种新的文化精神,也可能是指一种新的文化价值观,或者是指一种新的知识及知识体系,甚至有可能是指一种全新的文化结构.这样的一种文化创新对于文化变迁来说,其影响和推动力是巨大的,众多的文化创新所形成的文化创新群,是文化变迁的真正动力.文化创新群是一种大规模的文化变迁或文化变革时期的特殊状态,在这样的一个特殊时期,文化创新群,即连续不断的文化创新,以及在文化各个不同的层次上的文化创新,体现出一种激动人心的整体性.这种类型的文化创新是一种整体性的,全面的文化变迁.没有文化创新群,就不会实现全面的文化变迁或文化变革.然而,文化创新是诸多的文化变化的因素和条件的汇聚,这些因素和条件包括文化发明、文化发现、文化传播、文化函化、文化适应、文化变异、文化滞后等.

六、文化传播———造成诺苏彝族精神文化变迁的重要原因和内容

文化传播主要是指两种文化之间文化要素的交流,是一种极为普遍的文化现象,它在文化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是文化得以发展的基本条件.文化传播在文化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可以发生,但在文化稳定发展的量变阶段更为明显,在这个阶段,不同文化模式之间的文化特质形成了一定的往来关系,人们习惯于把这种关系中的文化要素输入方称为借取,文化输出方称为传播,传播和借取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区别在于输出方在文化交流中占据着主动的地位.文化传播是文化发展的一种自然趋势,它会随着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交往,向四面八方不断延伸和扩展.因此,文化传播是相互的和互动的.文化传播在不同的文化系统之间流动,这种流动的速度和流动的时效性,取决于不同的文化对于他方或对方文化的态度及选择,取决于不同文化及文化系统之间强弱等的比较和较量.因此,文化传播是文化变迁的一种基本形式,这种形式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一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复杂互动,文化变迁只有通过这样一种复杂互动的形式,才能实现不同文化及文化系统之间的交往和互补,使各种不同的文化在这样的一种良流中达到文化变迁的目的,达到一种和谐、良好的文化共识.文化传播促进了文化的逐渐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待文化传播的态度、立场如何选择,是能否实现文化变迁的一个关键.事实上,从文化变迁的历史来看,每一种文化都包含有许多因传播而得的东西,林顿认为这种比例高达90%.这样看来,文化传播在文化变迁中的作用是无法抗拒的.尤其在当代的文化变迁中,文化传播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和影响.而且,当代文化传播本身的主要形式也在发生变化,它越来越依赖于媒体的途径进行传播.

七、阿波洛村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是中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自治州内的昭觉县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县.阿波洛村由昭觉县柳且乡管辖,位于昭觉县城西南约二十七公里处,全村398户,1122人全部是彝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彝族村.该村在“改革”前基本处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度的阶段.由于地处凉山州昭觉、布拖和普格三县的交界处,该村同凉山彝语阿都土语区(布拖县)、所地次方言区(普格县)和圣乍次方言区(喜德县)都有姻亲关系.所以,该村是了解彝族,特别是诺苏彝族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变迁的一个很好的窗口.由于篇幅的限制,下面,让我们一起通过阿波洛村探讨诺苏彝族精神文化变迁的原因.

八、诺苏彝族精神文化———毕摩文化变迁的原因

毕摩文化是彝族精神文化的核心,是各地彝族人民的精神依托,也是我国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但进人21世纪后,传统的彝族毕摩文化越来越受到“普九”、“三通”、“打工”、“农合”、“新教”、“新居”、“新娱”的现代生活方式和文化的强烈冲击.

1.透过“普九”看诺苏彝族精神文化变迁.毕摩时代世袭,且传男不传女,按照传统,毕摩的儿子从小(七岁左右)就跟着父亲学习毕艺,称为“毕惹”(小毕摩).毕摩的教学方法是毕摩带着毕惹在宗教活动中进行学习实践,如小型的法事活动,许多的场次就由毕惹来承担,由毕摩在一旁指导.毕摩在家中进行教学,无论是宗教活动还是平时的谈经识字中都采用先口头念后背诵,然后对照经书识字诵读的方式.由于现在实行“普九”义务教育,政府要求“毕惹”们到学校接受教育,“毕惹”们也情愿到学校读书,这样诺苏彝族传统的毕摩教育和继承就由此断代了.阿波洛在2000年前有带毕惹的4位毕摩,现在只剩下一位80多岁的单独老毕摩,并且他的子孙都不再从事他的事业了.

2.透过“打工”看诺苏彝族精神文化变迁.由于诺苏彝族农村经济条件落后,生活条件太苦,很多年轻人都选择外出打工.每年呆在家里养牲畜,年底卖出去也就只能得到几千元钱的收入,利润很低.然而外出打工,一个月最低也能有两三千元的收入,如此一对比,大家都不再愿意留在家里干那些又苦又累又赚不到钱的劳动,而更愿意每年都外出打工.因此,再也没有愿意留在农村跟随老毕摩学习毕摩知识的毕惹了.传统的“牧童”,现在已经变成“学童”或“打工仔”,“学童们”增长了知识,相信了科学而不再相信传统的毕摩.“打工仔”们拓宽了视野,增加了收入,他们得病宁愿用钱到医院看病而不愿意花钱买猪、羊、鸡等做毕摩活动.

3.透过“三通”看诺苏彝族精神文化变迁.过去,由于诺苏彝族的生活环境山高地远,生活条件落后,诺苏彝族在遇到各种病痛时只能求助于毕摩,因为诺苏彝族信仰鬼神并且没有办法解决发生在他们身上的疾病.可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进步、政府的新农村建设等原因,曾经喝河水、雨水,一辈子都因为路途艰险不曾外出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每家每户都通了电,安了自来水管,公路修道了家门口.因此,诺苏彝族患病得不到医治的情况得到了抑制,而当发生一些病痛时,他们求助的方式也变得十分方便了.现今,疾病缠身时诺苏彝族不再把一切希望寄托于毕摩,而往往是第一时间将患者送往医院.由于“三通”,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了电视机,人们通过观看电视节目增长了知识,慢慢接受了科学思想而不再相信鬼神的存在.现在,说到传统的毕摩活动时,很多年轻的诺苏都感慨道:“如果不做迷信的人不昌盛的话,汉族就不昌盛了;如果做迷信会兴旺发达的话,为什么彝族什么都不如汉族”.

4.透过“新农合”看诺苏彝族精神文化变迁.随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诺苏彝族地区的实施,越来越多的诺苏群众体会到了得病时住院享受医疗补贴的好处和请毕摩做迷信铺张浪费的害处,也了解到了医院的医生通过各种现代医疗设备检查病人的病根,对症下药的实在和毕摩对病人的病情胡乱瞎说、莫衷一是的荒诞.因此,“新农合”实施使越来越多的诺苏彝族在得病时逐渐抛弃传统的“毕摩的治疗”.

5.透过“新居”看诺苏彝族精神文化变迁.传统的诺苏彝族的住宅一般只有一个房子,屋内分左中右三部分:入门正中为中堂,中堂靠左上方设火塘,用三块象鼻型雕花锅庄石架锅,塘火终年不熄,这是彝族待客和家事活动的中心.火塘左边,用木板或竹篱隔成内屋,有中门相通,为女主人卧室并收藏贵重物品.入门右侧为畜圈.屋内上层空间设竹楼,竹楼左段储粮,中段堆放柴草,右段为客房或未婚子女居室.2004年以来,随着外出人数的日益增多,阿波洛村民可用于支配的收入越来越多,也随着“三通”的完成,越来越多的人仿照汉区的住房模式修建了砖瓦房,铺上了地板砖,钉上了天花板,盖上了彩瓦,用上了电视、电饭煲、电炒锅、电冰箱、洗衣机、磨面机等电器,房间由原来的一大单间式被隔离成了客厅、卧室、厨房等一套三、一套四式,也开始有了正房、厨房、仓库、猪圈、牛圈、羊圈、鸡圈等之分.诺苏彝族传统的民居由于没有地板、没有天花板、卧室、厨房、仓库等之别,做毕摩活动时,可以在家里进行烧火、杀猪、宰羊、打鸡、插神枝等与毕摩有关的活动,而现代的诺苏主房绝大多数地面都铺上了瓷砖,阁楼都钉上了天花板,墙面都刷上了油漆,传统的做毕摩活动时烤火、烧肉、煮肉的火塘也转移到了厨房.由于清洁卫生的原因,主人家也不愿意毕摩在自己干净、漂亮的主房里做毕摩活动,因为毕摩活动免不了产生不好打扫的卫生问题.而按照诺苏的毕摩传统,毕摩活动只能在主人家居住的,有主人家灵魂栖息的房子里举行,这是造成诺苏毕摩文化变迁的客观原因.

6.透过“新娱”看诺苏彝族精神文化变迁.由于诺苏的传统生活中闲暇时的娱乐活动相当少,在毕摩活动中聆听毕摩吟唱各种经书是一种难得的精神享受与慰藉.而现在随着电影、电视、卡拉OK、台球、、、电子游戏等各种各样、新的娱乐方式进入诺苏人民的生活,人们越来越忽略传统的“精神慰藉”方式而越来越青睐现代的娱乐方式了.

总之,随着诺苏地区越来越现代化,传统的诺苏毕摩文化离他们也越来越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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