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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字心传和宋儒《书》疑刍议
【摘 要】“十六字心传”被称为儒家传心法要,并依此确立起完整的儒家道统体系.处在“经学变古时代”的宋儒一方面对此体系的建构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普遍的疑古思潮又对其所据经典多有疑虑,二者表面的矛盾中实则正体现出宋儒思想的内核.
【关键词】十六字心传 《尚书》 疑经 宋儒
《朱子语类》卷八十三的一段对话对于理解《尚书》有重要启示：“（伯丰）问：‘壁中之《书》不及伏生《书》否?’（朱熹）曰:‘如《大禹谟》又却明白条畅,虽然如此,其间大体义理固可推索,但于不可晓处阙之,而意义深远处自当推究玩索之也.’”[1] 此段问答颇似禅宗公案,僧问师曰,似乎答非所问.细读之后发现,其说至少包含三个方面的信息：一是对《尚书》今古文问题的疑惑；二是特别提及《大禹谟》,认为其既明白条畅又有不可晓处；三是特别强调推索义理.本文由此段语录启发,拟从《大禹谟》篇入手,对所谓“十六字心传”与宋儒疑《书》思潮及二者关系做一浅窥.
一、“十六字心传”的內涵
“十六字心传”乃“人心谓危,道心谓微,惟精唯一,允执厥中”四句十六字,语出《尚书·大禹谟》,经宋儒发挥后地位日显,至朱熹阐发为尧舜禹“三圣相传秘旨”,并依此确立起完整的儒家道统体系.《大禹谟》其文云：“帝曰：“来,禹.降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贤.
克勤于邦,克俭于家,不自满假,惟汝贤.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绩,天之历数在汝躬,汝终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伪孔传曰:“危则难安,微则难明,故戒以精一,信执其中.”孔颖达疏云：“（帝）因戒以为君之法：民心惟甚危险,道心惟甚幽微.危则难安,惟则难明,汝当精心,惟当一意,信执其中正之道,乃得人安而道明耳.”又云：“道者,径也.物所从之路也.因言‘人心’,遂云‘道心’,人心为万虑之主,道心为众道之本,立君所以安人,人心危则难安,安民必须明道,道心危则难明.欲将明道,必须精心,将欲安民,必须一意.故以戒精心一意,又当信执其中,然后可得明道而安民也.”[2] 伪孔传与孔疏的阐释无疑对此说在后世的弘扬与发明有重要影响.伪孔传主要侧重“危”“微”二字的含义,解释为何要戒以“精一”“执中”.孔疏则更进一步将用力点集中在“心”字上,其“人心”“道心”之论,对宋儒尤其朱熹从心性之学阐述此四句十六字有重要意义.
二、宋儒关于“十六字心传”的注疏
朱熹的阐发对此十六字地位的奠定至关重要.《朱子全书》卷三六《答陈同甫》云：“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尧舜禹相传之密旨也.夫人自有生而梏于形体之私,则固不能无人心矣.然而必有得于天地之正,则又不能无道心矣.”[3] 又《朱子语类》卷七十八云：“或问人心道心之别,曰：只是这一个心,知觉从耳目之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觉从义理上去,便是道心.”“道心、人心,本只是一个物事,但所知觉不同.惟精、惟一,是两截工夫；精,是辨别得这个物事；一,是辨别了,又须固守他.若不辨别得时,更固守个甚么？若辨别得了又不固守,则不长远.惟能如此,所以能合于中道.”[1] 朱熹抛开汉唐诸儒,直以《中庸》《孟子》说《书》,此四句十六字最终形成“尧舜禹相传密旨”之说.
以究其实,朱熹“三圣相传密旨”当然不是一家之说,而是在宋代诸儒基础上的结语性陈述.且择其要者略述之.朱熹之学来自二程,此说也不例外.程颐《伊川先生语十》针对人心、道心曰:“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自明.”“人心莫不有知, 惟蔽于人欲, 则忘天理也.”又云：“看《书》,要需知二帝三王之道.”[4] 此论对朱熹影响甚巨.朱熹云：“《书》曰：‘人心谓危,道心谓微,惟精唯一,允执厥中’,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又“曰：‘尚书如何看？’曰：‘须要考历代之变.’曰：‘不若求圣人之心.’”[1] 朱子对人心、道心及求二帝三王之心的观点很明显本于二程.
二程之外,再如苏轼《书传》卷三云：“人心,众人之心也,喜怒哀乐之类是也；道心,本心也,能生喜怒哀乐者也.安危生于喜怒,治乱寄于哀乐,是心之发,有动天地伤阴阳之和者,亦可谓危矣.至于本心,果安在哉？为有耶？为无耶？有,则生喜怒哀乐者非本心矣；无,则孰生喜怒哀乐者故夫本心.学者不可以力求而达者,可以自得也,可不谓微乎？”[5] 苏轼认为人心就是《中庸》所谓喜怒哀乐等各种情感, 道心是能生出人各种情感的本心.又说“放之则二, 精之则一.桀、纣非无道心,放之而已.尧舜非无人心,精之而已”则又来自孟子“求其放心”之说.“桀、纣非无道心也,尧、舜非无人心也”之说似乎也与孟子“四心”之说有关.孟子认为人皆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茍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茍不能充之,不足以事父母.”苏轼结合《中庸》与《孟子》解此十六字,大大扩展了其阐释空间,对后之学者影响巨大.
此后再如林之奇（1112—1176）《尚书全解》援韩愈《原道》阐发此十六字云：“此尧、舜、禹三圣人相授受之际,发明其道学之要以相畀付者.韩子曰：‘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历代圣贤所以相传者,不得尽见,然以尧舜禹之所以相授受者而视之,则知汤与文武而下,其所以相传者盖不出诸此矣.”[6] 与苏轼相似,林之奇也以“此( 十六字) 盖与《中庸》之言相为表里”,且阐述了详细的道统传接,一个渐趋完备的儒家心性体系至此显现.
“虞廷十六字”地位的最终确立与儒家道统体系的完整建构在朱熹手中,上文已有论述.《四书章句集注》中朱子也有详细阐述：“《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 道心惟微, 惟精惟一, 允执厥中’者, 舜之所以授禹也.”[7] 下文又以大段笔墨记述了汤、文、武, 皋陶、伊、傅、周、召, 孔子、颜、曾,子思、孟子以至二程“圣圣相承”的道统谱系.朱熹在前人的基础上最终将这十六字发挥为“孔门传授心法”,最终以“三圣传心”构筑起儒家道统学说.
三、宋代《书》疑与“十六字心传”
皮希瑞《经学历史》以宋代为“经学的变古时代”[8].主张发扬主体意识和理性精神的宋儒并不满足前人之说,从疑一、二经者如欧阳修、刘敞、王安石等,至遍疑群经者如胡宏、张栻、朱熹、蔡沈、王柏等,疑经风潮弥漫持续有宋一代.有学者考得宋代疑经文人达165 人,其中北宋53 人,南宋113 人[9].宋人疑经风潮由此可见一斑.
于诸经之中,《书》疑尤为典型.早期疑《书》者如苏轼、程颐等人主要集中在脱简错简以及文本的完缺、文字的正误层面,且悬置不论.最早对《古文尚书》提出怀疑的是吴棫（1100--1154）.清人阎若璩称数百年来至吴棫“始以此书为疑,真可谓天启其衷矣.”[10] 吴棫《书裨传》已轶,但从明人梅鷟《尚书考异》的引述中尚可一窥：“伏生传于既耄之后,而安国为隶古,又特定其所可知者,而一篇之中,一简之内,其不可知者盖不无矣.乃欲以是尽求作书之本意,与夫本末先后之义,其亦可谓难矣.而安国所增多之书,今篇目具在,皆文从字顺,非若伏生之书佶屈聱牙,至有不可读者.夫四代之书,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遂定为二体乎? 其亦难言矣.”吴棫从文字的难易开始怀疑确实独具只眼,认为伏生、孔安国的传授与批注的讹误也造成了“作书之本意”的不可把握.吴棫发前人之未发,为后代从整体上重新审视《尚书》有重要启发意义.其后,王柏（1197--1274）《书疑》认为造成《书》疑问题的原因在于“秦火一也,传言之讹二也,以意属读三也.”[11] 又认为《大禹谟》当为《禹谟》,已触及《大禹谟》的真伪,但并无明确有关“十六字”的论述,触及最深者还在朱熹.
朱熹对《尚书》的疑惑与“虞廷十六字”有重要联系.《朱子语类》卷七十八云：“孔壁所出《尚书》,如《禹谟》《五子之歌》《胤征》《泰誓》《武成》《同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等篇,皆平易；伏生所传皆难读.如何伏生偏记得难底,至于易底全记不得? 此不可晓.”又云：“《书》有古文,有今文,今文乃伏生传,古文乃壁中之书,《禹谟》、《说命》《泰誓》等篇,凡易读者皆古文.况又是科斗书,以伏生书字文考之,方读得.岂有数百年壁中之物,安得不讹损一字？又却是伏生记得者难读,此尤可疑.今人作全书解,必不是.”[1] 朱熹的怀疑在情在理且直中要害.
此疑最终在后世如明人梅鷟尤其清人阎若璩、惠栋、丁晏诸儒的考证中被证实.
针对上述疑经风潮与《书》疑之议,值得思考的问题在于,既然宋代已疑《大禹谟》存在作伪的可能性,则建立在其基础上的“十六字心传”与道统体系是否仍然具有合理性？另外,宋儒疑经的实质如何理解.
首先,“十六字心传”与道统体系建立的合理性显然是不可否认的.三圣相告的传承是一种普遍认同的价值和事实,并非由《大禹谟》中此十六字所任意发挥,所以,《古文尚书》的文本即使确存伪作可能,“虞廷十六字”所本的历史来源则不可否认是真实的,如上文所述,《论语·尧曰》中即有尧、舜、禹三圣以“允执其中”相传的记载,又有《中庸》《荀子》等书的论述.即使此十六字的文字乃伪造,其所论之事实则不伪已为其他文献所证明.儒家道统体系的确立是构建在儒家的传承精神之上,而不在此十六字的表述.其二,对于宋人疑经的实质问题,可以从朱熹的态度做一说明.朱熹一方面对《尚书》充满疑惑,一方面有极力又维护.朱熹自身的一句话最能说明问题本身：“《书》中可疑诸篇,若一齐不信,恐倒了六经.”宋儒疑经其实并不是为疑经而疑经,不以疑经为目的.相反,其疑经的实质乃是尊经,维护先秦经典的本源面貌,以纠“圣人有郢书,后世多燕说”之弊,目的在于剥落诸经流转之偏颇而正本清源,罢黜训诂,直寻义理,求“二帝三王之心”以经世致用.其所疑所尊,可以说始终不离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感与自我期许,这正是宋儒思想的内核所在.
参考文献：
[1] 黎靖德编. 朱子语类[M]. 北京: 中华书局,1985.
[2] 尚书正义.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M]. 北京: 中华书局,1980.
[3] 朱熹. 朱子全书( 第20 册)[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4] 程颢, 程颐. 二程集[M]. 北京: 中华书局,1981.
[5] 苏轼. 书传[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6] 林之奇. 尚书全解[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7]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M]. 北京: 中华书局,1983.
[8] 皮希瑞. 经学历史[M]. 上海: 上海书店,1996.
[9] 杨新勋. 宋代疑经研究[M]. 北京: 中华书局,2007.
[10] 阎若璩. 尚书古文疏证[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1] 王柏. 书疑[M]. 朴社出版,1930.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作者简介：张志杰,男,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宋代文学与文化.
十六字心传与宋儒论文范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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