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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书画传承的社会历史动因

摘 要: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政权更迭频繁,但书画艺术不仅没有因此而停滞,反而完成了重要的转型,表现在书法领域就是书体的成熟、名作的产生、名家的林立、书法理论成果的大量涌现等方面;表现在绘画领域就是绘画题材与创作思想的变化、名家名作以及绘画理论的大量涌现等方面.而在传承方式方面,除了学校教育、师徒授受等主要方式之外,以门阀士族为主的家学教育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书画传承的重要方式.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书画;传承

基金项目:本文系黑龙江省社科基金艺术项目(20138073)、齐齐哈尔大学研究生创新科研项目(YJSCX2014-034X)研究成果.

魏晋南北朝经历了一次由分裂至统一,再由统一而分裂的动荡过程.此时期政治格局存在“空间”上的“南北”对立,直到北周统一北方之后,隋朝取代北周,才终于结束了这段漫长的分裂、对立局面.而在这一过程中,思想、文化、艺术等方面都呈现出繁荣的景象,且不断地融合与创新.处于历史转型期的魏晋南北朝,由于战乱的频繁,政治的约束力就相对松弛,为学术思想的解放创造了空间;频繁的政权更迭刺激了人性的觉醒,激发了人们对思想文化、人生观念、艺术思想的思考.表现在艺术方面便是书法的作用和地位得到了高度的重视,呈现空前未有的繁荣态势;同时,也形成了绘画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期.因此,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书画的传承对我们研究中国书画传承的发展规律、发展特点以及当代中国书画的发展方向和传承方式都有很大的意义.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复杂的历史时期,此时的书画传承是伴随着思想文化的转变而发展的.具体表现在书法方面就是书体的成熟、名作的涌现、名家的林立、书法理论的大量涌现等;表现在绘画方面就是绘画题材与创作思想的变化、名家名作以及绘画理论的大量涌现等.

在中国书法史上,魏晋南北朝时期不仅是文人流派书法繁荣的时期,而且也是各书体的成熟期.这一时期随着新书体的不断完善,文人流派书法也在不断出新.而这种流派不断出新的现象,又促成了书法史上的第一次大变革,这一过程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锺繇为代表,他将汉隶转向了魏晋楷、行;第二阶段则以王羲之为代表,他继承了锺、张之法,同时将楷书、行书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且将草书进行了变革,形成了引领时代的个人风格;第三阶段是以王献之为代表,他初学其父,继而更主张变革其父的书风以胜其父,后世评其父子为“父得灵和,子得神骏”.至此,今草、行、楷各书体在东晋时期已经完全成熟.而促使书体成熟的动因除了与当时的政治局势直接相关以外,更受到了当时门阀氏族制度的影响.东晋时期随着大批中原土族南下,曹魏、西晋时期一直以来形成的新书风也随之南移.东晋偏安,在政治、经济、学术等方面的成就都没什么可称道的,但处于政教边缘的书艺,在东晋却有了超越前朝的发展,将汉魏之际兴盛的楷书、行书、草书体式推进到了新妍的境地,在书法史上书写了辉煌的一章.在东汉时期以书法著名的士人还很少,到了魏晋时期,书法名家骤多,而著名的书家几乎都出自于官居显位的土族高门.虽然寒门书法家在南朝曾经崛起一时,但有名的还是多居于显位,书法家作为一种社会角色,身份的“门第化”或“政治化”,对于新书体和书法的广泛传播有特殊的意义,因此东晋时期书法的传承与这种“门阀政治”的关系非常紧密.

书法艺术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局面.当时实用的书写与寄兴的书写渐渐分离,那些土族书家不仅凭借技艺显示自己的才情,而且关注到书体的美感和书法的表情达性,于是,有关书法的各种论述也纷纷涌现出来.中国书学史上的一些重要概念和论书的基本范式,也在这一时期形成和确立.书法的兴盛是书论著述在两晋南朝骤然发展的内在动力,但是.横向观察当时的学术思潮、文学观念的演变,这个时期的书学理论还是与学术和文学的思潮相伴而行的.汉魏之际,传统的儒学思想消沉,学术异常活跃,魏晋之际形成的“玄学”是当时学术思想的结晶,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书法家.比如对书法情境的思考,以及“意、气、天然”等概念在书论中的应用.书法著述中不仅注重对笔法内涵的探讨,而且还深究了玄学思想影响下的审美观念.这些书学概念、理论、著述是书法艺术走向自觉时代后的必然产物.在这些著述中,笔法作为书法最基础的研究内容在那时已经较为普遍,形成了书法用笔技巧的理论,如传为卫烁的《笔阵图》、传为王羲之的《题卫夫人笔阵图后》、萧衍的《观锺繇书法十二意>等,都对笔法有精深论述.除了用笔技巧的研究外,受到学术思想的影响,书法的品评也逐渐成熟,其中以王僧虔、袁昂、萧衍、庾肩吾等人的书法品评为代表.总之这些对书法的审美和品评标准的研究,不但对书法的创作实践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而且对后世的书法理论也产生了长期的影响,有着很高的学术价值.

魏晋南北朝是继春秋之后又一个思想自由、艺术自觉的时代.这期间,虽未出现如春秋战国“九家之术,蜂出并作”的辉煌,也未形成如“儒道互补”那样影响久远的思想原则,但随着儒学衰退、玄学与佛学继盛,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绘画艺术却有重大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美术展现出了一种全面性的特征,不仅艺术成就辉煌,而且艺术类型全面.比如画家“四祖”在这一时期就有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三位.“代表各类艺术中特点的风格、流派、品类,如后世所谓的‘疏密二体’、书中之‘南帖北碑’……亦莫不肇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或于此时期中完全形成.目前已知的国内各主要石窟,包括饮誉世界的敦煌、麦积山、云冈……等重要石窟,无一例外地开创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尤其重要的是,中国书画的基础理论,也在这一时期得以建树确立.”

此外,玄学与佛学影响下的绘画题材和创作思想也发生了改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两汉时期侧重神学目的论的“名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受到玄学思想的影响,更加侧重以人格精神为主的“自然”,由此,以道德教谕为准则的鉴戒性绘画渐少,而表现人的“自然”的肖像画却逐渐增多;其次,伴随着佛教的流传及兴盛,佛像绘画正式开始成为绘画类型之一,三国时的画家曹不兴被美术史家公认作佛画之祖,西晋的卫协也擅长画道释人物故事画,此外还有戴逵、顾恺之等;再次,玄学、佛学对山水画的兴盛也产生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实际上,以山水为题材的绘画作品,在汉画中已不止一处,但在绘画中将山水作为形象的基本语汇使用,致使山水能作为独立的绘画语汇发展完善,完成“以形媚道”,则始自魏晋.对绘画本身规律自觉的认识,是文化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正如陈绶祥先生所说:“当绘画主体处于被动状态中时,绘画题材的变动性特征是弥补绘画可视性功能局限的重要手段,因此,早期绘画作品中的神灵怪异题材较多.随着主体的自觉,人的形象被作为绘画题材受到重视,而当主体能自觉地把握绘画的基本特征之后,用这种审美眼光来选择被动题材去化被动为主动时,单纯的趋同题材便不再妨碍绘画的表达,山水作为一种绘画语汇被确定也就成为一种可能了.”正因为有了这种悟性,山、水本身才在画笔的支配下,成为以形象体现精神的表现对象.

魏晋南北朝是艺术观念自觉的时代.魏晋以后系统化了的绘画理论,不仅涉及以往“匠作”当中的技巧、艺、法、工、用、器材等问题,更重要的是将绘画理论扩展到了意、趣、理、道的范畴中,从而使绘画理论具有了更广泛的文化意义.对绘画的认识融入了玄学对人生的认识,绘画理论体系的形成及恒稳发展便成为必然之势.在魏晋绘画理论体系中,“传神论”的形成与确立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标志着绘画功能观在这一时期的发展与改变,而且象征了传统的哲学理论在审美意义上的进一步拓展.魏晋南北朝的山水画论,从狭义上讲,是这个时代以山水为题材的绘画实践的结果.山水如何“存形”“察理~体道”,成了这一时期山水画主要的探索目的,也成了山水画理论的基本问题.但更主要的是,山水题材的独立,并非仅仅是一个“题材门类化”的问题.在绘画的基本形式元素的审美功能越来越受到重视之际,造就这些形式的用笔、赋彩等技巧,便独立为一种与绘画自身关系更密切而与摹形越来越无必然联系的纯粹的画则,绘画题材也在功能上摆脱了其自身所要传达的那些语言局限.这才可能摆脱现实功利的历史局限,而具有了恒定的文化观念.

在我国历史上,书画的传承方式主要包括学校教育、师徒授受、百工传习以及家学庭训等.“在书法发展的初级阶段,技法只是非常经验性的‘手艺’,由长辈传给后辈,由老师教给学生,都是面授.汉魏时期,这样的面授分为家传和从师两种途径,京兆杜氏和安平崔氏的草书是家传.邯郸淳的篆书是师从曹喜而名家.书法世家的卫氏,其古文、篆书师从邯郸淳.名声显赫的琅邪王氏书法,自东晋而南朝,一直是家传.但王羲之既学于叔父王虞,也师从卫夫人,既家传又从师.王氏书法在王虞一辈,尚无家法可言.”“书法的传承以家学庭训的方式虽然产生于秦汉时期,就像张芝、张昶兄弟以及蔡邕、文姬父女.及至魏晋,经过锺繇、锺会父子师法传承的发展,家学庭训的方式逐渐造就了书法世家,如河东卫氏有卫觊、卫罐、卫恒、卫夫人铄.魏晋名士风流绝代,尤其是东晋,郗、庾、谢、王诸姓望族并出而好书.其中王氏最为显赫,有王敦、王导、王羲之、王献之等,南朝以后则有王僧虔、王筠、僧智永等.魏晋时期绘画艺术的传承方式主要是师徒授受,如顾恺之师卫协,陆探微、毛惠远师顾恺之,曹仲达师袁倩等.

魏晋时期政权的频繁更迭就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由于思想文化的自由、民族的融合,促进了书画艺术的繁荣发展,但同时也因南北局势的对峙、社会环境的复杂、经济发展的缓慢,造成了南北方书画艺术水平差距的加大,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书画艺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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