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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笔诗心著锦绣，汉魏六朝说风尚评董晔《中国风尚史汉魏晋南北朝卷》
孟庆雷 （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050000）
如果说春秋时期初步奠定了中国人的思想规范,那么从两汉到南北朝这八百年的历史则树立起我们民族的审美风尚.这一段独特的文化历程历来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其中的名篇杰作更是代不乏人,在此情况下如何不落窠臼地把握这一时期的审美风貌及其变迁,对研究者来说具有很大的挑战性.近闻董晔兄新著《中国风尚史?汉魏晋南北朝卷》（山东友谊出版社2015年版）入选百道网中国好书榜2015年榜人文类好书（该榜聚合国内外几百个来源的图书评论和推荐书单数据,结合选书专业组书店探访求证和样书翻阅过滤而成,将真正具有人文品质和思想价值的好书推荐给众多爱书达人,榜单共100部著作）,欣喜之余,亦研读多日,讲些感受,贻笑大方.
董晔兄擅治《世说新语》,对于其隽永玄远却又充满意趣的文风自是深得其中三昧,也许正因为此,他在描绘汉魏六朝审美风尚时采取了一种别开生面的阐释方式.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曾言：“兴废系乎时序,文变染乎世情.”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思想观念,也有这个时代的审美情趣,在思想观念与审美情趣之间并没有天然的界限,甚至在很多时候它们融合在一起,共同构成该时代的文化风尚并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风尚是一个时代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审美等诸要素的汇集,它从来都不是理论形态的存在,而是以活泼的方式存在于生活之中,它是时代的敏感风向标,也是人们审美情趣的体现.
从某种意义上说,风尚的转换意味着时代精神的迁移及审美旨趣的变化,当我们将不同时代的文化风尚连续起来考察时这一特点更为明显.当然,这样一来我们就转向风尚史的研究,作为风尚的历史是一种充满生机与情趣的存在,但作为理论的历史研究却是一种逻辑化、理性化的表达,如何在二者之间做出恰当的平衡则取决于研究者的能力.《世说新语》的写作体例即是一种启示,通过不同类别的故事展现了一个时代的审美情趣与文化风尚.擅治《世说新语》的董晔兄对此自然不陌生,《中国风尚史?汉魏晋南北朝卷》在很大程度上亦采用这种开放式的叙述体例,既没有历史叙述中的严格年代限制,也没有理论写作中的机械逻辑框架,而是采用的一种描述性结构,如同一幅幅打开的风俗画卷,这里面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它们共同辐辏成一个完整的圆.
八百年的历史不仅是逝去的岁月,也曾是活生生的现实,它一直存在于我们的文化之中.如今,通过《中国风尚史?汉魏晋南北朝卷》,这段历史中的诸多细节都一一浮现出来,在广阔的舞台空间中那些曾经书写在历史中的人物都一一复活,他们的音容笑貌、穿着打扮、喜怒哀乐与个性追求一起组成这幅精彩的动态画卷.例如在阐释“汉服”一节中,作者不仅详细解释了服饰所具有的文化功能与审美价值,还进一步解释了它在汉代的意义以及当时统治者如何不遗余力地建立起相应的舆服制度来划定社会阶层.这自然需要大量的历史资料,仅对帽子的解释就包含帽、冠、巾、帻等各种样式,而不同等级形制的帽子又暗含各种身份地位.“通天冠是皇帝专用的礼冠,形似铁丝为梁,正竖于顶,梁前有山,展筩为述,汉以后的诸代皆沿用；进贤冠是文官儒吏所戴的一种礼冠冠式,用铁丝或纱帛制作,前高七寸,后高三寸,以梁的多少来区别贵贱,三梁进贤冠为最高”；“汉代的平民百姓并不戴冠,而是用布包头或束头发,称为‘帻’或‘巾’.”1此外,关于妇女头饰的考辨也极尽其详.
这种对日常生活中的物事进行详细介绍的叙述方式,使读者感觉到并不仅是在叙述历史中的文化制度,而是对传统生活本身的审美化展示,透过这些日常生活情境中常见的物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时代的人们如何在经营自己的生存.这在“品藻”“谈玄”“豪饮”“围棋”等方面表现的更为明显,如果说服饰等尚具有某种规范性,那么在品藻等方面所呈现的则是个体的自我意趣.“魏晋名士将清谈视作高雅的精神消遣和愉快的心智享受,他们在清谈过程中,既可以欣赏别人,也能够表现自己,从而产生一种智力上的优越感和满足感.在某些场合里,游戏的意味显得格外深厚,清谈的双方互争高下,旁观的听众也情绪热烈,所谓‘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四坐莫不厌心’‘一坐同时拊掌而笑,称美良久’等.”清谈本来是玄远的哲学反思,然而却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转化为智力的角逐,生活中的情趣渗透进来之后使之具有浓烈的个性风采,它不再是单纯的哲理探讨而是一种生存的境界.这种无处不再的生活情趣不单表现在玄谈中,举凡饮酒、长啸、音乐、山水、交游等,皆可成为某种具有审美情调的生命体验.在《中国风尚史?汉魏晋南北朝卷》一书中,对这些最具生活情态的行为风尚进行了细致的描绘,使整个时代的生命色调丰富起来了,严格来说这不是在阐释,而是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展现出当时人们的生活范式.在这些范式中蕴含着对历史的最详细的说明,它远比编年史中所介绍的历史事件更为生动真实,因为这不仅是历史材料的汇聚,更是对历史情境的真实再现.
无论如何,作为一种历史性叙述,它都要进行理性化分析,该书虽然着眼于对当时文化风尚的描绘性诠释,但其中却仍然充满了逻辑性与历史性,只是这种历史逻辑性并不是以学究式的规范体现出来,而是在对文化情趣的生动叙述中自然体现出来.“个性”是魏晋士人最明显的生命标签,《中国风尚史?汉魏晋南北朝卷》对这一文化现象进行了详细的解读,其中关于殷浩、孙绰等人名言逸事的论述,既鲜活地勾画出了他们的个性风采,却也没有停留在这一层面,而是指出：“魏晋士人的个体意识既不是一种盲目的个性扩张,也不是过度压抑之后的非理性迸发,而是他们特定人生的一种主动选择和自我解放.”2这种分析与判断正是建立在充分的描述与解读之上的,因而更能显示出其理论的价值与意义.
对历史逻辑的应用不仅体现在某一特定文化风尚的分析上,还反映在同一文化风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上.在传统文化思想中,丧葬一直是重要内容,所谓“三年之丧,天下通丧”,宰予仅仅提出改为期年就被孔子评价为不仁（见《论语?阳货》）.因而,在演绎魏晋时期的“薄葬”风气时,该书对秦汉以来的丧葬习俗进行了历时性梳理,首先说明了儒家文化氛围之下的两汉厚葬风俗,再在此基础上介绍魏晋的薄葬风气,不仅能够理清这一风尚的生成原因,也有助于读者从整体上理解古代丧葬习俗的变化及内因.
历史叙事要求逻辑化与条理化,历史事实却是丰富多采又纵横交错的,如何在保持历史叙事的理性化特色的同时,将众多感性的历史经验充分地描绘出来,进而形成一种全新的文化研究方式,一直以来都是众多文化研究者所追求的目标.《中国风尚史?汉魏晋南北朝卷》采用风俗画式的描绘叙述,以史笔写诗心,将八百年社会风尚一一展现于读者面前,不仅给我们带来饕餮大餐般的审美享受,也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打开历史的方式.
作者简介：
孟庆雷,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副教授,2008年毕业于山东大学文学院,获博士学位,现为河北师范大学文学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西美学、中国古代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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